这次会议，提出了总的奋斗目标——在总结分析我国交通建设的历史经验，从交通建设的特点出发，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从“八五”计划开始，用30年至50年的时间，在发展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轴的总方针下，完成公路大骨架、水运大通道、港站大枢纽的建设，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会议在大目标下阐述了具体的内涵。

公路大骨架——重点建设“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将全国重要城市、工业中心、交通枢纽、对外口岸连接起来，逐步形成一个与国民经济发展格局相适应，与其他运输方式相协调，由高速公路和一、二级汽车专用公路组成的快速安全的国道主干线系统。

水运大通道——按照我国生产力布局和水运资源“T”形分布的特点，重点强化贯通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海上南北运输大通道，以长江、珠江干线及其主要支流为重点，发展三江两河航运，形成沿海、长江、珠江、京杭运河等水运主通道，并以千吨级航道为骨干，三五百吨级航道为基础，改善航道3万公里，建成干支直达、江海相通、水陆联运的航运体系。

港站大枢纽——重点建设与水运大通道、公路大骨架相连接的沿海、内河港口和公路交通枢纽，形成多功能的对内、对外辐射扇面。继续发展18个沿海枢纽港，开发建设大连大窑湾、宁波北仑、福建湄洲湾、深圳大鹏湾4个国际深水中转港；建设长江的重庆、武汉、南京的内河枢纽港；分层次发展中小港口，沿海港口泊位要达到2000个，深水泊位1200个；在中心城市建设客货集散枢纽和服务中心，形成设施配套完善的中转换装系统。

1989年2月，交通部在召开全国交通工作会议前夕，将长远规划设想向当时分管交通的国务委员邹家华汇报，得到了充分肯定。邹家华建议，为避“冒进”“好大”之嫌，将大骨架、大通道、大枢纽改为主骨架、主通道、主枢纽。

回顾“三主”诞生记，钱永昌认为，“三主”长远规划的制定，有利于建设的连续性与系统性，避免随意性；有利于从全局的宏观视角统筹安排，避免地区的局限性；有利于建设大格局的运输网络；有利于广大交通运输干部职工在一个统一的战略目标下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

如今，“三主”规划早已提前实现。例如，“五纵七横”国道主干道已于2007年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十多年。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已超过13万公里。

对此，钱永昌非常欣慰：“制定‘三主’长远规划的过程，使我获得了一次工作中必须走群众路线的深刻教育。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以及实践论‘知和行’的论述，对我启发很大。倾听干部、广大群众的意见，把他们的意见和意志集中起来，加以提升、概括，形成统一的意志再去指导工作，这就有了群众基础，也一定能为干部、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

1978年9月26日，“平乡城”轮装载162个集装箱从上海港驶向澳大利亚，开启了我国国际集装箱运输的纪元。

1985年集装箱船靠泊上海港。

2004年首航的“中海亚洲”轮，可装载8500标箱。

怀着“奋起直追的心”发展集装箱运输

“上世纪70年代我当船长的时候，有一次去日本神户港，代理公司人员对我讲：‘船长，如果今后再不以集装箱船运货的话，日本没有这么多工人为你们卸货了。卸货会用很长的时间，只能把你们系泊到港口边缘的泊位去了。’”钱永昌回忆，“我听后非常生气，可是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发展集装箱船队。”

1978年9月，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将多用途船“平乡城”轮改造成集装箱船，首航澳大利亚悉尼港，这是我国集装箱运输的开端。当时，钱永昌任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总经理，怀着一颗“奋起直追的心”发展集装箱运输。其中，与宝隆洋行的合作是富有意义的一笔。

1977年交通部部长叶飞赴北欧四国访问，在丹麦考察了老牌跨国公司宝隆洋行，回国之后提出“只要我们的所有制不变，其他的都能学”，要加速发展集装箱船队，改变中国远洋运输现状。根据交通部的决定，1978年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与宝隆洋行签订了技术帮助协议。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指定钱永昌担任组长，全面负责与宝隆洋行的合作。

“那个时候人们满脑子都是政治，让几个外国人混在一起，会不会涉及到泄密的问题？”钱永昌介绍，这是当时的顾虑，为专家们准备办公室成了一个难题。而且办公楼拥挤、陈旧，职工中午就会拿着搪瓷盆、筷子，边走边敲地从办公楼上上下下。“我们只好在一楼进门处腾出两个房间，让专家们一进办公楼就进办公室。这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心态和难堪。后来，专家们搬到了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12楼办公。”钱永昌说。

1978年10月，宝隆洋行的专家们运来了电脑、打字机、复印机等一整套现代化办公用具。“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导致观念的碰撞，合作小心推进，他们提供的对集装箱运输及管理的知识、经验对后来集装箱船队的建设确实起了作用。”钱永昌说。

“集装箱是运输方式上的革命，对我们这些初次接触的人来说，也是一场认识上的革命。”钱永昌介绍，由于集装箱运输刚开始，设施没有健全，费用比件杂货要高。为了使货主、港口能接受，上海远洋运输公司决定对超出的费用进行补差，这才打通货主关、港口关。“我们的补贴，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推销成本’，就是活广告，这笔钱是值得的。”他说。

此前开辟首条集装箱航线的“平乡城”轮，由多用途船改造，岸吊使用的是传统的鹰嘴吊式起重机，吊起箱子后摇摇晃晃，需要人工对准位置后才放下。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调度部门，用人工制作的卡片跟踪记录每一个箱子的动态。钱永昌说：“‘土法’上马了。但丹麦专家说，运用这种原始的手工操作，最多只能管理4000个集装箱，再多就要乱套了。形势逼迫我们第一个在货运业引进电脑管理系统，把复旦大学刚毕业的十多名电脑专业人才全部挖来。”

“改革开放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使我们产生了学习追赶的愿望。和宝隆洋行的合作中，我们既从实际出发坚持了原则，也学到了管理知识和技术，顺利地开辟了自己管理的集装箱航线。减少思想上的羁绊和束缚，去除精神上的各种桎梏，让思想飞扬起来，我们就能做得更好。”钱永昌感叹。今天，我国的远洋船队已在全球航运界名列前茅，集装箱船队航行于世界各大港口，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中远集团的集装箱船航向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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