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时光,留下了什么? 3000余名死伤者中,相当多的幸存者将在余生中被后遗症和心理障碍困扰。这是恐怖主义袭击带来的可怕后果。与此同理,在美国“9·11”事件之后,相当数量的遗属连世贸大厦双子塔倒塌的画面都不敢观看,严重者甚至对双塔建筑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这些人中,一部分人通过合理的治疗和康复手段,成功跨越了心理障碍,但是恐怖袭击事件本身将永远成为他们一段痛苦的记忆存档。 对于记忆的不同解读,使得这些人对待邪教与恐怖主义的态度有了分歧,这也代表了日本社会内部的混乱状况。但是强调“一致性”的日本,对于邪教和恐怖主义又有着相似的整体态度。 邪教在1995年之后成为了日本国家安全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直到现在,教义较为偏激的宗教团体都是日本各地警察系统着重关注的“潜在犯罪群体”。因而对于偏离主流宗教教义的宗教团体,日本虽然有着法律保护的“宗教自由”,但暗地里也施加打压。进入21世纪,这一政策更是覆盖到了具有海外背景的宗教团体上。法轮功、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等等存在巨大争议的邪教或宗教团体都被严加看管。这些邪教或宗教团体散发广告、报纸的行为也常常被街头警察劝阻。“奥姆真理教”的恐怖回忆使得日本社会对于本国新兴宗教保持着长期性的排斥态度,宗教团体的登记人数在1995年之后暴跌,直到2009年以来才开始有小幅回升。 这是1999年11月18日,参加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的议员们起立赞成通过有关打击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的两个法案的资料照片。 “奥姆真理教”在日本的传播,恰恰是借由日本社会人心混乱和信仰缺失的“后泡沫经济”时代才得以成功。1991年泡沫经济幻灭后,很多日本人在股票、房地产、收藏等虚体经济市场中“一夜回到解放前”。经济的崩溃带来的是对传统个人价值观的不信任,而伴随着这种现象社会化,日本社会在1991-1993年均保持着“信仰渴求”的状况,新登记的宗教团体数量呈几何式增长。一些教义激进的宗教团体更容易聚集起一批对社会现实绝望的“失意者”。 与此相似的是,1990年代面临着严重经济问题的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一样是“气功”团体、激进宗教团体和邪教团体传播猖獗的地区。而日本社会在沙林毒气案之后,面对着经济状况与邪教、恐怖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也认为经济情况的改善有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水平提高,在国家经济增长陷入整体停滞时,改善国民经济状况和生活满意度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在1997年后,原本在发达国家中社保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日本才努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将社保水平提高到了发达国家中的较高水平。日本当下,宗教团体短时期内是难以具备转变为恐怖组织的能力了。 对待恐怖主义,日本社会尽管长期强调“打击”,但也只是维持在泛泛的口号上。沙林毒气案的发生使得之后十几年中,日本社会对于恐怖主义抱有一种略带悲观的态度——“我可能根本猜不到什么样的袭击会发生,所以我干脆努力让社会成员不去接触可能有恐怖主义存在的地域或者事物”。日本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领域的规模、每年前往中东地区的人次在1995年后和80年代相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与减少。 但是针对“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社会分歧就凸显出来了。日本政府在这20年中,强调的是“铲除国内恐怖主义可能滋生的土壤,协助世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对于这个政策,日本国际关系和反恐问题研究者中持强硬立场的人士认为,这是“日本放弃国际反恐责任的行为”,是“妄想把恐怖主义堵在日本之外的无用功”。2005年,日本部分学者就提出了“不主动出击,日本所遭受的恐怖主义威胁就会越来越大”。而在今年人质遭到杀害事件之后,这个观点更是席卷全日本。 哪里有反对,哪儿就会有支持。有人强调日本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是“被夸大的”,“一部分人只是想利用恐怖主义作为幌子,为其他政治行为找到法理正确的依据”。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的多数受害者及其关连人士,仍然在强调日本社会内部的恐怖主义滋生土壤才更可怕。“国际恐怖主义是斩不断的,总会有信徒把恐怖主义带进日本,与日本社会内部矛盾合二为一,最后酿成新一轮大祸。”这是一位来自明治大学研究日本社会学者观点,也是这一部分人的典型态度。对于日本直接介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的热冲突,他们认为日本既不具备这个能力,也不符合本国定位。这一派的观点目前对于日本的反恐决策影响深远。 二十年的时光,留下的东西除了恐怖袭击记忆本身,更多的是日本社会对于事件背景及其影响的思考。在经济发展停滞的大背景下,日本对于邪教,对于可能越来越大的恐怖主义威胁又能有多大的防范能力?笔者对此不持乐观态度。近几年来日本经济停滞,老龄化形势加剧,社会主流思想愈发“灰暗化”,多数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越来越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压力”。 笔者恰恰认为,这种潜在的厌世可能,会变成日本社会的下一个炸药包。 这是1999年8月8日,人们在日本大田原市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驱逐聚集在这里一家客栈的部分奥姆真理教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