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独立自强，从不是说要闭关自守，自绝于世界；而包容开放，更不是让你自毁长城，沦为别人的附庸——真正的自力更生，是在拥抱世界时坚守自我，是在严冬最酷时傲雪怒放。

这绝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最近的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从未停止过在苦难与辉煌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这其中贯彻的本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辩证法原理，但却一直有人不懂，或不想懂，装作不懂，不懂装懂……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依靠美国，就像欧洲国家或者亚洲小国那样？”

“中国能否依靠美国，就像欧洲国家或者亚洲小国一样？”，历史告诉你。

（一）

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终于响起了机器隆隆的轰鸣声。

透过浓重的煤烟与迷蒙的蒸汽，清廷洋务派大臣们隐约看到了国家的未来，他们或许觉得，这是在上千年“天朝上国”营造的集体虚荣崩塌后，他们距离独立自强最近的一次。

毕竟上一次，关于“自强”的迷梦已经彻底被证明是假的，或许那根本算不上自强——闭上眼睛，锁上国门，然后以“天邦上国无所不有”自我吹嘘一番，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不强”的结论的。

但世界却正在发生悄然而深刻的变化。放眼西欧诸国，风帆战舰的航线早已遍布五洲四海，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已基本完成，从南亚到非洲，再到美洲，到处遍布着白人们的殖民地和种植园。

他们用燧发枪和加农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屠杀，摧毁一处又一处古老的文明，然后一船又一船地，将那些地方幸存的原住民作为奴隶运去他们开办的工地和农场。这些原住民承受非人的虐待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长达数百年的歧视......西方列强，就是这样以每个毛孔都浸透着鲜血的姿态，在那个历史进程的转折点实现了称霸全球所需的原始资本积累。

那时中国的宫廷里，虽然从不缺少来自西洋的最新式钟表和火枪，但统治者们却鲜有深入思考器物背后的问题，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万国来朝的古代生活方式，全然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近代化的到来，故而只是把这些位于当时人类社会产业链顶端的工业品看做某种用以尝鲜的“稀罕玩意”。

但历史的车轮总不会等待哪个古老文明的踌躇，更不会迁就其“两千年从来如此”的执拗。这样，面对那些每个毛孔都浸透着鲜血的对手，中国这颗在历史天空中曾一度无比闪耀的明星，就难免迎来自己难逃的劫数。

“从来如此，便对么？”许多年后，一位伟大的作家面对此劫，发出了这样悲愤的质问。

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点——自强并不是自我封闭，不是一味拒绝先进的事物。是时候睁眼看看世界了，故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又将这一主张进行深化，提升至“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层面。

但他们的认识又不完全透彻：他们看到了西人的坚船利炮，便觉得西人之强，就强在坚船利炮，强在工业和器物。中国虽无工业和器物，总还是不缺银子的，既然有银子，枪炮和工厂买来便是，把这些买来了，大概也就能免遭凌辱了。

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自强”的探索，只是很遗憾，这次探索并不成功。

我们需要承认，晚清的洋务派们，他们看到了工业与物质之强对于一个文明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却并没有搞清楚实现这种“强”需要构建怎样坚实的工业与经济基础，也不知道一国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提升这种竞争力又需要走完怎样漫长的过程。他们只是天真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可以用银子买来的，靠买，就可以与世界一流追平。

这看似“自强”，却无自立，看似“师夷长技”，却无消化吸收，触类旁通。归根结底还是在依靠别人，在通过白花花的银子买些自我安慰，物质独立无从谈起，精神独立和民族独立更无从谈起。

这就是为什么清廷在拥有了巨舰大炮、留洋军官和欧洲顾问后还会被痛打——

他们虽然买来了铁甲舰，但我们无法要求一个不能自产军舰主炮炮弹的水师敢打必胜；

他们虽然送出了留学军官，但我们无法要求一支留着辫子处处下跪的旧军队敢打必胜；

他们虽然雇得起洋顾问，但我们无法要求一个被近代化外壳草草包装的封建王朝敢打必胜。

这样，当八国联军将战火烧到北京城下的时候，皇城中那位养尊处优的老佛爷，就必然要屁滚尿流地逃走，而后战战兢兢地在那份最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去说一些类似“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浑话。

直到最后一刻，他们都没有醒过来，去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强，反而彻底弯下膝盖，甘当“洋人的朝廷”，将近代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深渊。

（二）

后面几十年的格局也很类似，只是由清朝换了民国，但说到底还是未走出自辛丑以来的阴影，总想着“靠别人”，在“自力更生”方面总没有些大的突破。

先是靠日本。北洋的军阀们觉得，日本人提供的资金和军火，对实现自己扫清六合一统八方的愿景大有促进。只是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是中国永远也付不起的——他们首先要的是山东，随后还会要中国的全部。付不起强行付，就要出卖家国，丧权裂土。这是一种在屈辱上丝毫不亚于《辛丑条约》的惨痛代价，那一次，北洋政府的高层们，就像清代的同行那样，再次选择走上那条无比难堪的道路。

日本人是靠不住了，柳条湖一声爆炸，他们的野心已经达到了欲对中国亡国灭种的地步。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局势虽已洗牌，但北洋政府的接替者却并没有进行太多深入的思考，他们无非是将靠山从一家换到另一家，或许他们觉得，利用西方世界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加以纵横之道，就足以在夹缝之间保证国家安全。

在那段最令人窒息的岁月里，那群高居庙堂之上，本该想着怎样自立自强的决策者却总在挖空心思盘算如何依靠别人，他们把能依靠的都依靠了，只是每次结果都很相似——靠山山倒，靠人人走，靠神佛更得不到任何回应。

他们总想不起靠自己，靠这片辽阔的土地，靠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地麻醉着自己。”那个时候，那位伟大的作家再次提笔，精准而犀利地道明了症结之所在。

好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失掉了自信力。我们依然不缺少在最难的时候幡然醒悟的人，他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靠自己”，什么是真正的自强和自立。正如那位伟大作家随后写到的：“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这些真正醒了的人，在这个古老文明最难的时候，守住了我们濒临湮灭的命脉与尊严，多亏了他们，我们才没有重蹈黑奴与印第安人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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