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的分析是有所指的，也是从我们党痛苦的经历中得出来的。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中央产生分歧。他自恃实力雄厚，开始向党中央讨价还价，当中央不接受他的条件后，他悍然率军南下，另立“中央”，这不仅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带来严重影响。王明也一样。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试图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提出、洛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 1938年3月24日他擅自以中央名义递交《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讲演，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王明这种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领导的行为，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党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以至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么重要的报告，都不能引起足够重视。 也正是在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全党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和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重要。

《决议》通过后，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可见，向党的核心看齐，向党中央看齐，这是我们党通过自我革命得出的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结晶和规律总结。

四、用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唤起维护党的核心的行动自觉

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和保障。《决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分清是非，促进全党理论上的清醒。《决议》以一系列事实告诉全党，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中国人民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因为他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因为他代表了党和人民事业正确的方向、胜利的方向，符合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决议》在对遵义会议以前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时，分别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凸显了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在政治上，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时候，党和红军可以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策略原则，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创建和逐步扩大红色根据地。在军事上，毛泽东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充分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在组织上，毛泽东强调党要创造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创造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在思想上，毛泽东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着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分析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具体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用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决议》把毛泽东的思想和 “左”倾错误的主张都摆出来，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泽东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正如《决议》所说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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