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的环境与着力点的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的增长轨道。2011年全国经济增长率降到10%以下，2012年降到8%以下，现在稳定在6%—7%左右。未来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我们可能不得不习惯于长期面对相对低速的经济增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经济建设的环境和着力点的变化要有清醒的认识。

    应该看到，新一轮赶超战略面对的中长期问题有很多。例如，国际环境和市场容量等条件，过去可以支撑中国的全面小康进程，但是未来一个大国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崛起过程，不可能再次依靠出口导向，我们如何成为内生性需求大国，在为全球提供市场的同时，支持创新驱动国家的建设？再如，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三农”，“三农”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是城市化，城市化也是创造内生性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城市化怎么搞，是搞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并举，还是搞连绵的城市群？城乡居民公共福利怎么均等化？还有，收入分配政策怎么调整，才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基本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力量？如此等等。在这一串长长的问题清单中，我选择补短板及其影响这个问题进行重点论述。

    实施相对均衡协调的追赶战略，其实就是要重新审视过去忽略的东西，重新在资源配置上把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造就的短板拉长，把过去暂时搁置和未付的社会成本重新补偿回来。做不到这一点，短板效应将会引起社会边际成本急速上升，从而制约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实现全面小康来说，有些短板是避不开的，如农村贫困人口、科技进步水平和生态环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补短板就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就要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扬长补短”的关键，是要补制度创新的“短”，释放制度性红利。如消除二元结构关键在于城市化的制度设计，生态环境保护关键在于实施绿色产业政策，导致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主要在于法治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关键在融资体制完善，等等。总的来说，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发展的主体，因而要把创新制度的供给，当作政府调结构的“抓手”，政府要通过增加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给市场运行主体创造优良的环境。

    “扬长补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潜在的增长空间得到有效扩展，同时会对中国经济的中短期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影响及其效应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正在形成。近年来，中国上游产业掀起了涨价潮，各类能源成本飙升、用地价格飙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叠加上工资上涨、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追求全面均衡协调发展，尤其是补民生工程和社会建设短板，一方面意味着更加重视增进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各种内外生因素驱动下，面临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投资、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和福利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的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依靠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二，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一方面倒逼经济升级，同时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冲击力。但是也应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农产品、服务消费等所有产出品的价格水平，同时使产出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以及对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二是如果上述通胀传导机制为某些因素阻隔，不能转化为由消费者承担，就会转化为中下游、进而上游企业都必须承担的成本，表现为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第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可能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进生产率上升的创新因素，才能够消化成本上升的副作用。这预示着中国将全面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但由此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的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将会因此而丧失市场竞争力，甚至出现破产倒闭，这是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可能会导致经济滞胀。谨防经济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漩涡中。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惟一的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次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更多地转向扩大内需；三是要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资本和劳动较大幅度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可能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就可能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从而可能陷入发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