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澄清关于国有企业的若干错误认识

当前对国有企业有一些错误认识，使人们看不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需要予以澄清。

1.错误地把“国退民进”作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成功，就是因为打破了“所有制崇拜”，告别公有制、发展民营经济。这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计划经济时期，我国GDP年均增长6.6%，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4%，不仅远高于旧中国（最高只有1.5%），而且在世界各国也是领先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发展民营经济，又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有企业的支配地位，才实现了经济奇迹。即使是90年代国有企业遇到困难，也主要是产业结构老化、重复建设、社会保障负担加重等问题带来的，并不是公有制的问题。如果说私有化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那么就无法解释，俄罗斯、东欧、拉美等私有化程度比我国更高的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奇迹，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贫困陷阱，俄罗斯的制造业至今没有起色。

2.错误地把当前东北等地区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国有企业。有的人认为“东北经济的问题，关键是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这种观点显得偏颇。经济困难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不可简单归咎于某一因素。实际上，我国国有资产占比最高的省份是上海，其资产、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占据全国地方国资系统的1/10、1/8和1/5，如果算上在沪央企，比例更高，而上海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最高、最为稳健的地方之一。重庆“十二五”期间国有资产从1.7万亿增加到4.5万亿，同时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近年来，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迅速，2015年，辽宁省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已达到68%，超过了浙江（65%）和江苏（54.5%），但辽宁省的经济增量却不见起色。怎么能把一些地方的经济下行归咎于国有企业呢？实际上，东北经济困难主要是由于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偏重、老龄化等原因，和国有企业没有直接关系。美国五大湖区、德国鲁尔矿区都是私有企业，资源枯竭之后照样凋敝，难道这也是“体制问题”？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体制机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质上并不是国有企业带来的，不能借此来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东北很大的优势是国有企业拥有完整的产学研体系和人才，盲目进行以私有化为主导的改革将削弱这一优势，甚至导致大量失业、社会动荡。这方面，国际上不乏教训。

3.错误地把民间投资下降归咎于国有企业。在私有制条件下，投资同样会周期性下降，因为企业竞争性追逐利润的盲目性，将导致投资和产能过剩、平均利润率下降。不能刻舟求剑地认为，过去民间投资增长多快，现在就还应该增长多快。恰恰相反，目前还有投资空间的，主要是非营利性、公益性、战略性的领域和环节，民间资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觉悟为这些领域做贡献，还要发挥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关键作用。因此，民间投资下降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能归咎于国有企业垄断和限制。在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关系。要避免有人利用“国进民退”的话题，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制造矛盾。

4.错误地希望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激发经济活力。多年来，我国流行着这样一个话语陷阱：只有市场和私营企业才是更有“活力”的，而公有制就是“僵化”的。这个看法不正确，是机械地照搬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一统天下，适当降低比例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搞私有化，不但很难缓解已经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还可能加剧这一问题。在能源、资源等自然垄断领域搞私有化，将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成本，山西当年私有煤炭企业曾出现普遍的官商勾结、安全生产事故和破坏环境等问题，经过国有化一些私营企业的整顿之后才有所好转。在铁路、电信等具有规模效应的领域搞私有化，将破坏网络的整体性，增加交易成本和安全风险。在公用事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搞私有化，将危害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影响民生，恶化收入分配。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国有企业比例过高不同，今天不存在哪个领域，通过私有化就能够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反而会带来很大的社会成本和风险。一个一盘散沙、支离破碎的经济结构，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5.错误地把属于行业监管、行业政策的共性问题，归结到国有企业头上。比如，产能过剩，是由于企业的无序竞争和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放松规划和监管所造成的，但个别地方仅仅要求国有企业限产。再如，房地产行业“地王”频现，是由房地产政策造成的，国有企业仅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1.9%,如果仅仅要求国有企业退出房地产市场，地王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反而会降低国家的调控能力。再如，目前公立医院过度扩张，是由于其逐利性过强造成的，如果不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性，仅仅限制公立医院发展，甚至像一些地方把公立医院私有化，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上述错误认识的根源，除了有国企私有化改革将给少数人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在思想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我国的现实。可是，即使是西方经济学者，也没有认为私有制就一定比公有制有效率。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的获奖成果“不完全契约理论”就认为，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市场就是无效的，而改变所有制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替代办法。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也批评了认为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效率低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