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透明度”是衡量权力运行是否规范、有效的标准之一，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民间社会对权力是否具备合法性的评判尺度。不仅有独立的国际组织，每年会对各国政府的清廉指数进行“排排坐”；在此方面起步稍晚的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注重本国各级地方政府、各个政府机构的透明运作情况。

    中国无疑是近年来在政府透明度方面取得较大进步的国家之一：根据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统计，中国的清廉指数已从1995年的2.16分提高到2010年的3.6分，腐败的减少意味着权力透明度的增加；自2008年中国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政府机构更加大了信息公开的尺度和广度，与民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中国社科院近日公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10）》，对43个城市、59个国务院机构的府信息公

    以报告形式监督政府机构的信息公开，固然是一种方式，比较学院派，却不乏晦涩、繁冗；其实判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否得力还有一种更深入简出、更民间的方式，那就是观察社会上“内幕”消息、“爆料”消息流传的频度，以及民众对这类消息的反应强度和相信程度。

    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爆料，广州政府负债2100多亿元人民币办亚运，引起轩然大波，却获得民间“力挺”；再如，人民日报社某分社社长发表一篇专栏文章，称一位修铁路的工程师退休之际，丢下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成为网络转载、议论颇多的话题；还有此前通过网帖爆料而成舆论焦点的“官二代”通过暗箱操作当上公务员、9年不上班却照领工资的“最牛公务员”等话题，一次次挑动着公众或信或疑的神经。

    上述例子反证了有关政府机构在信息公开工作上的疏漏与过失，尽管有的个案已经通过网络、媒体的外力作用得到纠偏，相关涉事人员也受到了处罚，却不足以消弭公众心中的失落感与疑虑，因为公众内心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万一”的预设，其效果远不如通过机构内部机制来进行自我涤荡、自扬家丑的方式好。

    当然，社会上有些所谓“内幕”也可能仅仅是缺乏事实支撑的危言耸听，或是因爆料者自身各方面限制而得出的臆断，但是，只要相关机构当前公布的信息不足以起到解惑释疑的作用，就有责任和义务进行说明澄清，并未雨绸缪、引以为戒。降低信息修复成本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信息公开消灭类似内幕滋生的土壤。

    当前，中国流传的各种“内幕”消息，除了涉及有关政府机构的，也有涉及垄断性企业的，更有关涉大众衣食住行安全的各行各业，比如食品卫生、药品安全、日用品安全、乘用车隐患……

    在一个政府信任度还有待进一步给力、公众的各项素养还比较欠缺的国家，社会心理倘若因此陷入一种倾向于通过内幕和爆料来了解事件真相的惯性，形成对“insider”、“深喉”、“内幕帝”等神秘爆料者的崇拜与追逐，那样的社会显然是脆弱而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