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彻底结束了，有工作的回去上班，没职业的出来找工，经过传统民俗的调试，中国又回到了繁忙的轨道。一个并不新鲜却依然富有意味的现象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网帖《回家后，我无颜面对的事情：怎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呢？》是其中的代表，它把两个本无关联的就业群体推向了同一个较量平台。

    节后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一边农民工招聘用人单位找不到工；另一边大学生求职市场人满为患，曾经的“弱势群体”变得紧俏无比，即便上涨工资也无济于事；过去的“天之骄子”变得无人问津，就算自降身价也于事无补。

    有人出招儿了：既然一面又窟窿，一面又砖头，拿着砖头补窟窿，不就结啦。针对这种声音，教育学者熊丙奇坚决反对，其撰文标题就态度鲜明：不能用大学生填补“民工荒”。与之相对的，一个署名为朱洪园的作者则在媒体上反问道：为何大学生不能填补“民工荒”？

    俗话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学生这棵萝卜到底能不能填补农民工的坑，依我看，还是应该看看这萝卜的形状是否吻合那个坑。

    溯源大学的本来，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以培养牧师为己任的机构并不具有实用性，它关心的是人类心灵的满足与安宁。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更认为，大学不应该去适应社会，而是要努力寻找一种永恒的价值理念。于是，他从1929年起，便开始推行那著名的教育计划，编著出《西方名著丛书》，收录了从荷马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经典著作，被誉为“人类心灵的一大成就”。

    农民工则是中国特色的产物，我们既不能把他们界定成“farmer”，也不能把他们定义为“worker”，因为他们是以“farmer”的身份，从事着“worker”的工作。让我们暂且放下这个概念的纠结，只看看他们劳作的指向：在建筑工地也好，在工厂作坊也好，他们总归是放弃了农业、投奔了工业，以劳技操作换取薪水报酬。这样的过程或许包含了灵智的元素，但很显然，技术的成分占去了绝对的比例。

    上述的分析想必已说清了大学生与农民工的区分：前者重内在的心性境界，后者重外在的工匠操作。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认为，前者是脑力人，后者是体力人。

    我并没有要重申“脑力高于体力”的陈腐意愿，我甚至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少用纵向的思维比较高低，而应多用横向的思维辨析不同。也就是说，脑力劳动也好，体力劳动也罢，在我们的社会都应该各得其所、均衡发展。

    但我们古怪的传统却教导我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于是，盲目地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丝毫不看重劳动、技术、操作拥有的价值。即便到了海外，也只迷信哈佛牛津的品牌，却不会知道在离耶鲁大学大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惠特尼博物馆，那个简陋的作坊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起点，作坊的原主人艾里·惠特尼是轧棉机的发明人，被誉为是现代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开创者。

    如此也就罢了，可我们的教育却没有坚守大学的原则，他们使大学屈从社会的压力、迎合民众的心情，大胆却近乎不计后果地施行扩招政策，让大学不再也没有能力背负教化众生的责任，沦为商业利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培养出的大学生，也只能处在既无丰富心智又无专业技能的尴尬境地，他们没有应对社会变幻的恒定智慧，又无上岗实践的操作能力，总是徘徊在摆钟之间，找不到解脱的方向。

    从短期来看，强行用大学生填补民工荒不是不可，我也相信倒逼的形势能够迫使部分大学生成功转型。但从长远看，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眼光看，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结构若还不能找到与社会发展相配适的路径，只是敷衍守城，盘踞下去，国家如何能有希望，人民如何能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