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通俗地说就是“均贫富”。“均贫富”曾经是一个使一部分人心惊肉跳，而绝大部分人扬眉吐气的口号，也标志着新中国的建立给全体劳动人民带来的翻身。当然，今天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是新形势下的“均贫富”，其意义是让已经翻身的人民大众都过上好日子。虽然今天的“均贫富”和曾经的“均贫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按目前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来看，已经实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制造不公与差距。1993年9月，邓小平担忧：“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与当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设计相差甚远。

意识到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始于2004年，并在2007年－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提出，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对全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但是，根据一位多次参与讨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的看法，该方案很可能最后要以失望告终。

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一说是既得利益群体，一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实际上，很大原因在于“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改革模式下，协调成本高，部门间利益较量复杂。（8月31日《中国经济周刊》）

在中国，出台一个新政策需要某部委牵头、某某部门参与已成惯例，但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由“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就注定了“可能最后要以失望告

这个难题的形成并不是因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是在致富过程中的利益规范和利益格局出现了偏差，因此，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不公与差距。暂且撇开二元体制带来城乡差别的政策原因；权力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甚至权力寻租的非法占有，已经几乎断绝了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致富途径，财富流向权力和资本已经是不争事实。所以，现实下是贫富差别严重超出了一个社会正常发展的规律，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便达到0.49。正因为眼下的贫富差别包含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因素，其中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和掠夺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所以，改革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既涉及到调节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无法回避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交由牵涉利益博弈和既得利益者的“多部门参与”解决，试想能不能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

如此看来，多部门参与收入分配改革，不会首先是一次关于民生问题的进步，而是如知情者猜测的那样：“方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各部门是相对满意的，但老百姓可能不会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