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派（包括政治上的极右派，也包括极左派）的兴起，是近年来欧美国内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随着英国公投脱欧成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极右或曰偏右民粹派这一浪潮愈演愈烈。它与极左民粹派的兴起（主要的代表即希腊）相互呼应、相反相成，既反映出选民某些特定的恐惧与期盼，也标志着民粹派在政治上的不断成熟和日渐强大。

    欧洲的这股民粹风，最早把鼓吹者推上政权的是奥地利1999年的议会选举。那一次选举中，约尔格·海德尔率领极右的奥地利自由党赢得了26.9％的选票，最终与传统右派保守党“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是极右翼在欧洲当代政坛上第一次参与执政。

    严格地说，今天的欧美民粹派，其政治光谱已经越来越复杂，政策主张与传统左、右翼“重合”的部分也在逐步增多，与1999年的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同时，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其发展方向也在逐步“柔化”；在具体政策和行动上也作了不少调整。如法国极右派首脑勒庞与其父亲老勒庞果断切割，调整政策和言行，减少自己的强硬色彩，不再与对手剑拔弩张、恶语相向，以求博取同情，最大限度地站稳脚跟、夺取选票。

    过去，欧美极右民粹派在政策主张上有一些共同之处，在社会政策上，都宣称外来移民是失业率增高、社会治安恶化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福利政策上，大都主张减少甚至取消社会保障；在经济政策上，大都主张用极端自由主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文化政策上，都公开反对社会多元化。

    欧洲的极右民粹派在欧洲政策方面，无一例外都主张加强国家主义、本民族利益至上，更有甚者主张退出欧盟；在国际政策方面，大都反对美国化、反对全球化，呼吁尽可能地减少超级大国对本国的影响。另外，欧美这些民粹派领袖，无一例外都是个人语言特点鲜明、用词通俗易懂铿锵有力，对选民有特殊的吸引力。

    如今，新的一些特点又在继续强化着极右民粹派的共同特征。

    首先，本质上的自私自利、自我保护更加彰显。体现在贸易上，就是“关起门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体现在对移民的态度上，就是严格审核合法移民、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特朗普主张的在美墨边境“修长城”最具象征意义。

    其次，反建制，或曰反体制。凡是建制内体制内的，无论是管理当局还是媒体，无论是行为套路还是思维方式，一概否定，自称要“另起炉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欧美的绝大多数媒体，谈起民粹派来，都是对抗、否定或讽刺的口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在“妖魔化”着他们。这让民粹派以同样对抗的态度对待媒体成为不二之选。

    再次，就是迎合“草根”，反精英。以前，极右民粹派的主张在经济发展相对稳定、水平较高、失业相对较少的地区，和在以家族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能够获得较多的支持。例如在意大利北部、法国东南部、奥地利和瑞士的部分地区等，主要的支持者是传统上的农业人口、中小企业主、工商业者等。现在，在法国的失业者和工人阶层，民粹派的勒庞得到了高于所有其他候选人的支持。

    最后，社交媒体成为民粹派不约而同地主要宣传、广告工具。在传统媒体上发不出声音的民粹派，只能转而通过社交媒体这一“非建制”属性的渠道。社交媒体既成为反映草根真实心声的主要来源，也成为民粹派自我宣传、攻城略地的“主场”。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大选前，传统媒体几乎所有的民调都认为脱欧派和特朗普将铩羽而归，说明它们已经远离草根民众的真实想法。

    民粹派的发展方向可怕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民意反弹可以简单归纳为“矫枉过正”的心理调适过程。在恐袭频发、经济停滞、失业率高企，移民、难民争端充斥着每天生活的情况下，欧美选民们的选择、国内政治潮流的走向，自有其内在逻辑。但是，民粹派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过于简单化、片面化（如认为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外来移民），正导致各民族平等相处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甚至有可能瓦解。这种前所未有的价值冲击，应该可以被视为当代欧美社会的某种“革命”了。

    对于欧美民粹主义的发展，2016年是有标志意义的年份。面对难以回避的困境，以选举为基础的欧美民主制度是否有能力纠偏？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一旦出现“疯子”“狂人”，譬如纳粹般的幽灵，现在的西方制度体系能否对其实现制衡？越来越多的问题浮出水面，但还都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