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纪委书记车延高写诗获鲁迅文学奖,引起舆论热议,他的诗作被网友们戏称为“羊羔体”。这大致和当年诗人赵丽华的诗被称为“梨花体”一样,这样的议论在我看来还是带有一些戏谑味道的。所不同的是,赵丽华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人们对她的“梨花体”,更多的是文学角度的评论,而车延高是武汉纪委书记,他跻身鲁迅文学奖,人们质疑的不仅是作品本身,还附带出类似不务正业的疑问,这就有点受情绪的诱导了。是什么情绪诱导人们对官员写诗的围观和热议?与其说是对“诗”的品头论足,不如说是对当今官场的不满宣泄。
我一点也不懂诗,曾请教过朋友,结果被嘲弄了一番,朋友告诉我,写诗的诀窍一是会敲回车键,二是写的让人一头雾水,我也因此开窍,“回车键”当然会敲,把人弄得“一头雾水”不就“湿”了吗?所以在我想象中,出生于1956年的车延高,如果没有机会进大学深造,他的诗不会很“科班”,更多的是用“白话手法,力求零度抒情,不带有个人感情,通过自然描写,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然而,当我看了车延高的几篇诗作,还是读出了情调,获得了感动——这当然可能与我不懂诗有关。
在对武汉纪委书记写诗的一片热议声中,应该话分两头。第一,在现在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给诗下定义?我问过喜欢在博客写诗的朋友,他们说写诗比写文章省力,这就让我从此不敢学习写诗,就按我对诗的格律韵脚、平仄对仗的了解,早已退避三舍。有人说这种格律诗难写,现在流行“自由体”,我看了一些“自由体”,既找不出字数、行数的规律,也对不上韵脚,可能只能去体会意境和气势了。所以我更不敢学写诗了,没有规律的东西其实更难掌握。那么,调侃甚至嘲讽车延高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对“自由体”了如指掌,有独立的鉴赏和 评判能力?想来未必。这就引申出第二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是,由于目前在文化领域,从文学理论上对现代诗的规范和界定比较含糊,诗歌这一文化奇葩正在萎缩凋谢,因此对现代诗的评价也是莫衷一是;而对官员写诗引起的争议也是对官场种种不良现象不满的延伸。这有点像对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样,家长总是要求其做功课,似乎除了有关学习的东西,都会影响学习成绩,这明显是不对的,但这又要怪这些孩子学习成绩太差了。有些舆论对纪委书记写诗的反感类似于此,倒不是先认定纪委书记车延高不是个好官,而是民众对官场的不满情绪,在车延高的“不务正业”中找到了宣泄口。许多腐败官员沉湎于声色金钱,花天酒地,在其位不谋其政,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所以当爆出纪委书记写诗获奖的消息,自然就归结到“不务正业”或“附庸风雅”。
但武汉纪委书记车延高的“羊羔体”,不该成为官场不正之风的替罪羊。我们要求政府官员清正廉洁,一心为民,首先应该承认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公务员个体不是国家机器。我倒觉得政府官员能够舞文弄墨,甚至会一点琴棋书画没什么不好,至少多了一点人情味,少一点庸俗和迂腐。就像车延高说的,“写诗让我懂得为官之道。有了诗歌这双眼睛,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时保持一种清醒,眼睛不离泥土和根,不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写作才会和社会息息相关。”要让官员懂得勤政廉政,其实也要有一定文化素养支撑的。否则就像某些官员,一开口就落下话柄,怎么去指望他们会做出优异政绩?所以我认为,不能把纪委书记车延高的文学爱好等同于某些官员的吃喝玩乐,让“羊羔体”成了替罪羊。当然,我也请车书记不必为此耿耿,毕竟老百姓希望自己的官员能够一心为民,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兢兢业业,把全部的精力用到党和人民托付的重任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