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石家庄8月3日消息，近日，小小的大安六村“火”了，原因让当了13年村支书的梁华彬有些惊讶。

7月1日，河北省石家庄赵县大安六村在新“民约”中对红白事分别给出具体操办标准，其中一条标明：“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村规”迅速在网上发酵，引起热议。

8月2日，记者走进赵县大安六村，一排排白墙灰瓦的房屋整齐地矗立在村路两旁。虽然家家户户门口均贴着一张粉红色的“大安六村各户注意事项的明白纸”，但绝大部分已被淡黄色的新修改过的“大安六村各户注意事项的明白纸”所覆盖。

面对记者来访，56岁的梁华彬略显尴尬不住地解释：“用词不当，已经修改了。”

“没想到网上传播这么快，影响这么广。”梁华彬说，当时是由村红白理事会和村两委制定后，由村民代表投票通过，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是希望能起到震慑作用。引发争议后，才意识到该规定“欠考虑”，是否按照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一纸“村约”无权决定。

提起这条新村规，该村很多村民都知道，并表示赞成。

“是个好规定，减轻了负担，嫁闺女又不是卖闺女。”正在为儿子彩礼发愁的村民梁女士表示认同。梁女士说，当地的彩礼已经涨到了20多万，除了彩礼，结婚还得有房有车，“房子至少得在县城买。”

40岁的村民董秀坤当年结婚彩礼才6000元，如今的高彩礼令她咂舌。虽然她的儿子只有13岁，但已开始为儿子将来的彩礼钱发愁，“虽然女方也有陪送十几万的，这些彩礼钱等于给孩子们了，但是高彩礼还是让人承受不了，村里出了这个规定是好事。”

另一位55岁梁姓村民则直言村规效力有限，如果女方不是本村的，又不同意少要彩礼，“偷着给也得给人家”。

据梁华彬介绍，起草这个村约是参考了河南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出台的一个文件。

梁华彬将惠安街道办事处出台的文件展示给记者。这个文件名为“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落款日期为2018年5月，其中，第一条订婚彩礼，要求“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后来传播量大了，乡政府也知道了，觉得我们用词不当，赶紧做了修改。”梁华彬不好意思地解释，“农村人，文化有限。”

记者看到新修改的“明白纸”中，已将“彩礼不超过2万元，如若违反经举报情况属实按贩卖妇女和诈骗罪论处”去掉，改成了“大力提倡不要或者少要彩礼，减少彩礼数额，倡导新事新办，减轻双方父母的经济负担”。

在河北旭宁律师事务所王鹤峰律师看来，制定村民公约是村民自治的表现，但村民公约不能超越法律的强行性规范，“结婚彩礼超过两万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这样的约定显然不是村民公约应该约定的，违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应属无效约定。

参与起草该项村规的大安六村党支部副书记梁朋华称，赵县是产梨大县，这里的300多户村民基本依靠种梨为生，从前种梨一年的收入大概每户有2—3万，这两年梨果滞销，赚的少了，“结婚三大件，房子、车子，彩礼，负担不了的只能借钱，逼得老两口出去打工的事情也不鲜见。”

谈及如今的高价彩礼，梁华彬无奈地叹了口气：“现在彩礼已经涨到了二十多万，每年还要涨一两万。”

他说，村里很多人希望把高彩礼这个事管一管。作为村干部，也希望对此做一些事。但对于修改后的村约能否实行下去，梁华彬表示，“实际情况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按照女方的风俗来，给两万，女方不一定乐意。”梁华彬说，我们只能先做一个引导，让村民们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对此，伦理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庆杰称，这个限价彩礼的村规民约出发点是好的，移风易俗这是群众的呼声和愿望，说明降低彩礼价格是有群众基础的。但也要意识到，要想从根本解决高价彩礼，仅凭一份村委会的村规民约是不够的。

赵庆杰表示，高价彩礼的存在反映了人们的攀比心理和对未来的焦虑。它的存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牵扯到教育、社会保障、贫富分化、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一方面，需要宣传引导，教育督促，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回归婚姻的爱情本质，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消除攀比心理；另一方面，更需要发展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消除贫富分化、城乡、地区差别。从根本上解决男女比例失衡，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赵庆杰说。

采访中，梁华彬表示，下一步，村干部将到各家各户做工作，把铺张浪费的风气往下“压一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