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视频里光着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辍学少年

在关岭县，台球厅成了辍学孩子消磨时光的最好去处 摄影/本报记者 杨宝璐

    从贵州安顺市到江苏省常熟市，距离约有1900公里。小韦乘坐大巴花了两天多时间，几乎横跨了中国。

    这是他15岁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远的一段路。今年2月，辍学近两年的小韦来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9个多月。

    来到常熟这么久，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却是个陌生人。除了厂房和宿舍以外，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他不认识路，而且也没时间出去玩。

    像小韦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长长的生产线上，他们的存在是公开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长与他们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据常熟市相关数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常熟人社部门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单调而繁重的工作却将他拴在了工厂的缝纫机前。

    上班、睡觉、玩游戏，成了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常，像车轮一样，碾过他们的青春。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qq空间是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内容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

    直到工厂被政府稽查人员敲开之后，这城市的样子，才一点一点地展现在小韦眼前。

    几天前，梨视频公布了一段视频，不少未成年人在常熟的小作坊里当童工。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展开行动查封作坊，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掌握的名单，在找到的10名童工中，有7名来自于云南和贵州，小韦就是其中之一。

    从11月22日起，4名孩子被安置在一家酒店里，有政府工作人员全天候陪同，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在等候父母来接他们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就呆在房间里看电视、玩手机游戏。晚上，工作人员则和他们住在一起，偶尔带他们出去遛遛弯。

    这是小韦来常熟以来，第一次这么悠闲自在。在作坊里，他们和自己操作的缝纫机一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不停地运转。早晨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因为是计件工资，小韦每天约要完成800件。在产量面前，老板订下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只有吃饭时可以休息，一般十几、二十分钟，不超过半小时。”累了就戴着耳机听听歌，手不停，作为流水线上的一颗铆钉，他停下来，意味着下一环节就会迟滞。

    qq空间是他们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空间装饰得很炫，内容却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另外一个孩子小杨则在11月15日怨念道“今天其他厂都放假，就我们厂不放”。

    同厂的小刘告诉记者，有时候加班晚了，第二天起不来，老板会去宿舍喊他们，“很多时候上班都是打着迷糊。”每个月，他们只能在1日休息一天，节假日也只有端午可以休息。

    沉默，是疲惫生活的常态，本该爱玩爱扎堆儿的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玩手机成了不可替代的娱乐，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会儿游戏，“有时候甚至通宵玩游戏。”小韦告诉记者。正因如此，老板担心他第二天没精神，影响生产，会在12点收走手机。

    几乎每个人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大约在7月时，小韦差点辞职回家。长期的加班让他觉得有点吃不消——2月份作坊老板冯某去他家，跟他父母商量要招工的时候，他没想到这工作这么累。父母也没多想，只是嘱咐冯某要照顾好小韦，就由他跟着老板远走异乡。

    让他坚持下来的动力，是没有结算的工资。“走了没法结账，扣下的工资就不给了。”小韦介绍说，他们4个“童工”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会支付1000元作为生活费，剩下的等到年底结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挡不住的辍学脚步

    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打工回来的辍学生，往往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1900公里以外，在不少小韦的同龄人眼里，这样的生活，却是值得艳羡的。

    不读书，就打工。这在小韦的家乡贵州，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小韦告诉记者，他还有5个同学也在江苏打工，工作内容和他差不多。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贵州省的初中辍学率为1.17%，但真实的情况还要严峻。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教数学的郑超（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初中刚开学，一个班齐齐整整60多个学生，初一没结束就走了四五个，初二再走几个，初三班上就能空出十来个了。到初中毕业时，往往一个班的学生数只有五十个出头。

    和小韦情况类似，这些孩子离开学校，能找到工作的就去打工，找不到工作的就在街头晃荡。

    这些出去打工的孩子，虽然赚钱不多，但每次回来，都能引进一股二手的“潮流”。

    “一年能攒下5000元就不错了，过年一回来，先买个二手摩托车。”郑超说。出去的孩子不一定会变成熟，但一定变得“社会气”。前几年，他们穿着带破洞的牛仔裤，烫个杀马特的发型，往摩托车上架俩低音炮，轰地在县城的马路上飙出去，马达颤抖着怒吼，混合着低音炮功放的音乐，引来昔日同学纷纷注目。

    这也是老师们最为紧张的时候。往年，郑超从来不允许外出打工的学生打扮成这样出现在教室门口。“有些孩子一看以前的同学打扮成这样，觉得很拉风，自己也会跟着学。”

    往往一个回来，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学不进去。”小韦告诉记者。小学时，他还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成绩就落了下来。终于，在初一快结束的时候，小韦提出了退学，父母没劝，“他们知道劝我也没有用”；学校老师也没有挽留，“现在的老师哪有劝的，都是随自己”。

    这样的想法，让老师们觉得冤枉。

    学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声两三天不上学，老师打听到家门上，才知道学生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次，郑超发现自己代课的一个班有两个学生没有来，问班主任孩子干什么去了，班主任跟他说，“你问这做啥，人家回去结婚去了。”

    在县里另一所中学教八年级语文的李娜（化名）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所带的班级上就有同班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双双辍学结婚。“他们是娃娃亲，现在好像已经怀孕了。”李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