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花钱集训二代

6月20日，位于慈溪的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迎来了20几位由诸暨市委组织部带来的民企二代学员。随着，浙商进入第一大接班高峰期，民企二代接班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最近，学校经常收到各地政府“打包”送来的学员。

然而，与此同时，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发起的关于浙商接班问题最新调查却显示，目前有30%的一代浙商不愿意孩子来接班，而有超过50%的民企二代不愿意接父母的班。即便是诸暨的那个培训班中，也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不一定会接班。

经过30年的发展，以浙商群体为基础的浙江民营经济风生水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最具活力和代表性的经济体。如今，当年开创基业的第一代浙商都已经到了55岁至75岁之间。随着这一批人的退休，浙江民营经济的延续问题开始显现。

“未来的5年至10年将是浙江民营企业交接班的第一大高峰期，这同时也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危机期。”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校长茅理翔表示，浙江九成以上民营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因此交接班是否顺利将直接关系到浙江民营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省民营企业数量有56万多家。按照民营经济占我省GDP总量的70%，去年浙江GDP总量将近2.3万亿计算，我省的民营企业将直接关系到1.6万亿GDP。而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数据，全球范围内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

“如果按这个规律，70%的企业被淘汰，那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悲哀。”茅理翔说，如果交接不顺利，影响比这场金融危机还要厉害。

由于民企二代接班并不仅仅关系到单个企业的存亡，还关系到重大比重的GDP，因此，随着接班问题的日益迫切和普遍，我省各地政府部门也开始有点“着急”了。他们纷纷花钱集训民企二代。

6月20日至25日，诸暨市委组织部就组织了当地20多名民企二代前往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强化培训。诸暨市委组织部的郑伟介绍，他们在走访企业时，很多企业家向他们反映，儿子或者女儿都从国外学习回来了，但如何顺利接班还是个问题。因此他们就组织了这次活动。

郑伟说，帮助当地民营企业培养新生代力量一直都是他们关注的。前些年，他们也组织了当地一些民企新生力量前往浙江大学和青岛海尔大学进行过培训。

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培训公务员的温州市人事局下属的干部培训学校，开始培养当地民营企业的接班人。当时，温州市人事局掏钱组织当地民企二代前往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进行培训，还曾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记者从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了解到，这两年前往他们学校培训的民企二代人数在不断增长，这些人主要来自长三角，而且很多是各地政府牵头组织过去培训的。

过半二代不愿接班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不管社会如何关注民企二代的接班问题，作为接班当事人的浙商一代和二代对于接班问题给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发起的关于浙商接班问题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30%的一代浙商不愿意孩子来接班，而有超过50%的民企二代不愿意接父母的班。郑伟也说，他们这次培训的大概有三分之一人不一定会接班。

2008年的时候，杨轶清就发起了关于浙商接班的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果是，45%以上的民企二代，不愿意接受其父辈的事业。30%的父辈不愿意二代接自己的班。“在中小民营

企业中，这两个比例数值还要高。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觉得父辈的事业太辛苦，而且前途不大。”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着持续的调查和关注。”杨轶清介绍说，通过调查他们发现，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浙江民企面临生存困难，让更多的二代打消了接班的念头。数据从45%上升到了50%以上。

相对于二代不愿接班比例的上升，父辈不想二代接班的比例基本上没变。“这主要是父辈相对理性，这些年来他们看到二代自己在外面打拼成功也很难，一些人因此觉得还是让儿子来接班好。”

接班困境背后是民营经济的尴尬

企业的二代接班问题从未像现在如此受关注。

中国历来轻商，在古代商人属于“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因此，历史上的商人很少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经商。这其中最典型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徽商，他们第一代外出打拼，挣到了钱，让后代去读书。读了书不论能否当官，在他们看来那总是光宗耀祖的事。

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步入现代商业文明之后，商人的财富和地位都有了急速的提升。由此，“子承父业”的传统观念开始渗透到商业之中。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大多数的民企二代，似乎并不领父辈的情，超过50%的二代不愿意接班。

而这种困境的背后其实是浙江民营经济，乃至中国民营经济的尴尬。

与父辈经营观念不同，“成了是父辈打下的好基础，败了就成败家子”的外界压力之类的原因成了很多民企二代拒绝接班的说辞。不可否认，这些原因当然存在，但出现过半二代不愿接班的困境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看不到希望。

浙江民营经济领先全国，也有着众多的全国知名的民营企业，但相对于全省56万多家民营企业来说，这些仅仅是金字塔尖的塔尖。更多的浙江民营企业依然还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他们从家庭小作坊起步，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目前很多依然摆脱不了低层次的发展模式。

这导致了目前浙江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现实是：“赚的是卖白菜的钱，操的却是卖白粉的心。”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是低端的产品加工，利润被各方压缩到少得不能再少，以至于，人民币汇率、生产要素价格、出口退税政策等任何一个因素都成了他们的生死线。

因此，他们除了要经营好企业之外，还要时刻关注汇率，出口退税政策等。最近，很多人听说富士康给员工涨工资了，又开始有些担心了，这会不会形成一股劳动力涨薪潮啊，如果那样，企业利润就没了。

记者平时在跟一些浙商接触中了解到，很多二代面对父辈留下的这样的事业，觉得看不到希望，因此选择自己另谋出路。金融危机之后，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数据也显示，不愿接班的二代比危机之前更多了。

如果说，这过半二代不愿接班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或许有些人会说是二代自己怕吃苦，游手好闲之类的，那么30%的父辈自己也不希望二代接班则是一个更为冰冷和严酷的数据。

在浙江的商业传统中，打造“百年老店”是很多人一生的追求。显然，这30%不愿二代接班的浙商并非没有这样的商业理想。据记者了解，他们之所以做出如此抉择，是因为，他们自己辛苦一辈子，并不希望二代再来重复自己的商业经历。他们同样不看好低端产业的未来。

由此看来，当下各级政府更应该做的不是花钱去集训民企二代，而是加速推进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医疗教育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造就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毕竟，那么多的民企这些年来苦苦挣扎，想升级却总突破不了天花板，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浙商一代们主观的路径依赖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