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了李渡工业园区，但补偿没谈好施工者就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由此展开了诉讼，一审付强输了官司。今年6月，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李渡新区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付强诉讼请求。这份公函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公函”。（6月28日《新京报》）

现代社会，致力的是以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其中不仅强调每个公民需要遵纪守法，更从法律设计方面强调了政府应当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以及在制度安排上要求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也就说，行政权力不能干预司法独立，同样司法机关在行使裁判权时，只能依照法律，不受行政权等外力的干扰，以最大化地实现司法公正。

然而，当我们看到“政府管委会发公函让法院驳回村民索赔”的新闻后，对李渡新区管委会是否依法行政，以及法院是否司法独立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原因很简单，法治社会提倡司法独立，目的就是要防止行政官员和权威人士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如果法官的意志不能独立，经常受到行政权力、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意志所左右，就无法公正地断案，在刑事指控和民事纠纷中充当不偏不倚的判决者、仲裁人。所以，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必须始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依法独立、公正、高效行使审判权。而以司法公正为重要标志的法治，也是一个国家民众的最高福利。

遗憾的是，在所有的证据都有利于重庆农民付强的语境下，付强却输了一审官司。而一审判决书中“不认可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与后来律师发现李渡新区管委会发给重庆涪陵区法院的公函中“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

然而，遗憾的是法院裁判受到了行政干预，不公正裁判就是一种枉法和司法腐败。如此，司法本身的正当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人民就不会相信法院能够主持公道。

道理很浅显，法律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调节器，法律制度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如何使利益矛盾得到最公平合理的解决，即不能使一方过于强大，另一方过于弱小，让公民在矛盾冲突中有绝望情绪的产生，一定要起到平衡的作用。

而达到或者实现这种平衡，法院是守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即使面对外力的干预，法官只能凭借良知，通过裁判体现社会正义，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的价值，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法官拥有一颗恒久不变的公正之心上。如果法律掌握在一个恣意妄为者的手中，法律则可能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而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枉法裁判污染的却是水源。

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写道，“司法之处所是一种神圣的地方，所以不仅裁判席，就是坛阶庭院都应当保持圣洁，不受秽闻贪污之玷。”但我们却看到，李渡新区管委会为实现“千亿级”园区的政绩，不顾农民利益，借行政之力干预司法炮制“史上最牛公函”，进而导致法院放弃“天平使命”，听命于政府办出“遵命案”。公权不依法行政和司法失去独立，司法怎能保持圣洁？

同样，法治政府抑、司法公正是否名副其实，取决于公民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以及社会的整体性评价。类似李渡新区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史上最牛公函”干预司法独立，以及法院听命于行政裁判，公民怎能不质疑行政与司法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