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以什么方式写，是一个作家首先要面对的也是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前段时间，贾平凹说文学不应丢失“大道”：“中国文学最动人的是有人情之美，在当下这个人性充分显示的年代，去叙写人与人的温暖，去叙写人心柔软的部分，应是我们文学的基本。”相反的例子是，张贤亮近日在香港书展上直言：“我关心的是社会的低俗化倾向。”（见7月29日《深圳商报》）

类似的分歧并不鲜见。在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听到这样的争论：文学到底该表现什么？交集在此问题之下的，有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等迥异的答案。而选择什么样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一个作家写什么、以什么方式写。

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应该多一些美好与光明，少一些苦涩与黑暗，应该给人以希望，“不要总盯着社会（人性）的阴暗面，要看到好的、进步的一面。”倘若有人不这么写，偏要出来煞风景，便不免被斥为“舐痂”、“逐臭”、“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这种观点很是流行，但并不奇怪，因为美学家李泽厚早就指出，中国文化主要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人很少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有“社会的良心”之称的作家也乐感亢奋、忧患阙如，并不是什么好事。

鲁迅先生曾借梦中小学老师的口，讲过一个故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都得到了感谢；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本来是实话，却遭一顿痛打。这篇杂文的题目是《立论》，我想正是写给作家们看的。

作家的职责，用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真实地记录时代”。这个要求不低，我不认为大部分作家能够做到。对文学作品而言，也并不都要求反映真实，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如果作家想要“真实地记录时代”，就不应该忽略时代的阴暗面。作家就应该做时代的牛虻，他应该如索尔仁尼琴所言——生活在真实中，不断提醒人们这个世界有“痂”、有“臭”，也有黑暗。

很多人都学过散文《荔枝蜜》，在这篇著名的“美文”中，作者将当时农民的生活描写得像天堂一样。不过后来我们知道，杨朔写《荔枝蜜》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际，农民衣食不保，这就难怪有人把《荔枝蜜》、《香山红叶》等散文称作是粉饰太平之作了。

当代作家中，慕容雪村是一个异数，其作品中几无好人，很多人看后心情灰暗，搞不清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当代人的人性，果真已经黑暗得无以复加？在一次访谈中，慕容雪村道出初衷：“我天性与世界不和，总喜欢把世间的破处指给人看，并且告诉他恶的由来。而示人以恶和劝人以善本是同一法门，都是如来家法，好读者应从修罗道场读出慈悲心肠，从烈火炼狱读出无上清凉，也应从我满纸的恶言中，读出低伏的初衷之善。”

回到本文开头，既然社会中存在低俗化倾向，张贤亮给予及时关注，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现实中，“跨省追捕”、“民工跳楼”、“处女卖淫”、“开胸验肺”等现象一次次刺激公众神经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可曾给予过关注？这恐怕不是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能够解释的！

中国当前或许正需要这样的作家：能正视人性的黑暗，不回避现实的丑恶。因为在我看来，没有对黑暗与丑恶的正视、警惕乃至防范，就不会真正理解光明与美好。如果说历史能带给人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人间没有乌托邦，承认恶、了解恶，才有可能防范恶，否则历史随时会为我们证明，这个世界“没有最恶，只有更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