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是假装残疾，我是二级视力残疾，有正规的残疾证。”李大鹏说，由于视神经萎缩，眼前一片模糊，在地铁车辆启动和停止之时，自己很可能在惯性的作用下前倾摔倒，所以他选择坐在地上，一手拿着放钱的纸箱，一手撑地，用屁股蹭着地面向前挪动。他还强调，自己手持的是盲人棍，而不是拐杖。

    李大鹏还算着一笔账，报道中说他一天能挣300元，一个月收入过万。“他们会不会数数，一天就算我300元，一个月我也才9000元，怎么过万？”李大鹏说，自己平常一天挣100多元，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一天才能挣200多元到300元。自己有时身体不适会休息，或者不加班，一个月根本到不了一万元。

    最近李大鹏得到消息，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他有些不解。“这明摆着的事，他们还上诉什么劲？”

    为了生活而低头

    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李大鹏起诉了媒体并胜诉，然而在命运面前，李大鹏还是得低头。

    “盲人是残疾人中最惨的，一辈子只能干三件事，一是算命，二是按摩，还有就是现在我干这行了。”李大鹏父母早亡，他本想成为一名按摩师，1995年，24岁的他眼睛发病，成为了二级盲人，一个月领着100多元的低保。经过了10年的困苦生活，无儿无女的他学了按摩手艺，2005年他从黑龙江来到北京闯荡。

    由于没有按摩资格证，李大鹏找不到工作。心灰意冷的李大鹏在地铁里“晃悠”的时候，发现车厢内的乞讨人员一拨接一拨，“有唱歌的，有抱孩子的”。

    李大鹏心想着，这应该是个不错的谋生方式。

    “头几个月特不好意思。”李大鹏抹不开面子张嘴要钱，他在地铁内徘徊了好一段时间。总归抵不过生计的需要，李大鹏心一横，在地铁里亮开了自己的嗓门。

    他唱过《铁窗泪》、《打工谣》等一类歌曲，后来每天跟着录音机的同期声哼唱《大悲咒》。李大鹏眼不好使，起初跟着几个认识的老头老太太搭档卖艺，李大鹏在地铁里唱歌，搭档在前面牵着他的手，每天得到的钱对半平分。“后来人家都学会了，都单干了。”

    在此期间，李大鹏离过两次婚，他认为第二个妻子在利用自己，只是看重钱财，便选择了分开。

    四年前，李大鹏认识了如今每日陪在身边的“大姐”，“大姐”此前跟随亲戚来北京谋生。两人好上后，“大姐”照顾着李大鹏的生活。每天扶着他进出地铁站，给他做饭。李大鹏在车厢内卖艺的时候，“大姐”便在车厢另一边等他，拿着水和干粮。

    一天的工作结束，李大鹏在“大姐”的帮助下换衣，他执拗地换上干净利索的衣服出站。在非工作时间，他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邋遢。案子最后一天开庭时，李大鹏穿着一套西服去了法院，这是他最贵的一套衣服，是结婚时花2000多元买的。

只有在卖艺时，李大鹏才会换上破旧的衣服

    霸道与规矩

    李大鹏觉得媒体的报道让他脸上无光，是因为5号线是他的“专线”，这让他在乘客眼中的辨识度很高，媒体只要提起5号线的卖艺人，那十之八九就是指李大鹏。

    但在一些乞讨者眼中，李大鹏就是5号线一霸，他蛮横地进行着垄断，不允许他人在此乞讨。

    李大鹏听说了这些对自己的评价，他完全无法认同，提高声调做着反驳。“我这是用生命在保护5号线呀，我生是5号线的人，死是5号线的鬼。”

    李大鹏觉得，自己像是5号线上的“秩序维护者”，正因为他的存在，减少了乞讨者的数量。他只允许老孙(化名)等少数几个朋友在5号线卖艺。

    “打老多仗了。”这些年里，李大鹏不时需要用更激烈的举动维护自己的规则。一旦出现陌生面孔，李大鹏第一次先“教育”，第二次就直接上手。几个省份的群体企图进入5号线活动，在李大鹏这里碰了“钉子”。

    李大鹏也挨过打，一次一名乞讨者拎着粗大的枣木棍子，抡在了他的脑袋上。“木棍打下去，折成好几节呀。”但李大鹏还是反败为胜，他一手揪住对方的耳朵，一手抓着手腕，用牙咬了下去。

    乞讨者落荒而逃，掉了自己的行头，李大鹏捡起来看了看。“他的残疾证是假的。”第二天，再进地铁时，一根不锈钢管背在了李大鹏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