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林芳后悔的是当初没有买保险。2011年，林芳曾打算给自己和丈夫各买一份人身保险，每人每年2950元，当林芳跟丈夫商量的时候，李强认为“太贵了”，最终退掉了单子。

丈夫出事后，林芳也曾尝试过找政府寻求帮助。她本想办理一份低保，但是因为哥哥一家三口和自己家同属一个户口，家中尚有3个劳动力，不满足办理低保的条件。最终民政局考虑到具体情况给予了林芳500元的救济金。

丈夫本属新农合的报销范围，但是

林芳告诉记者，尽管出事以来丈夫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有一天能醒过来。但横亘在她美好希望面前的，是这个毫无收入而支出巨大的家庭怎么维持下去。记者问她，她自己也答不上来，只说“先借着钱吧，走一步算一步”。

未来，用林芳的话来说，就是“白茫茫一片”。

希望能够建立社会保障机制

专家观点

目前大陆地区还没有明确针对“植物人”的社会保障措施，只是在一些医疗保险中有部分涉及。但对这个需要长期、大量金钱来支撑的特殊病种，普通家庭还是难以承担。

相对其他病种，很多“植物人”往往是因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的，不能得到报销，而第三方的赔偿往往又是一次性的或者很难拿到手，这都造成“植物人”家庭难以长期地维持，生存状况非常困难。

另外，在民间社会救助这一块，国内也没有专门的“植物人”帮扶组织，仍处于一个真空状态。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陈俊抛告诉记者，他经常参加一些关于“植物人”的学术论坛，当每次聊到“植物人”家庭救助这一块时，“大家都非常绝望”因为这一块的社会救助缺口太大，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来解决。

陈俊抛每年都会接触到许多“植物人”家庭，“每一个都是倾家荡产在坚持”。很多的人到最后只得无奈地告诉医生，希望放弃治疗，“因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相较之下，台湾在这一方面较为成熟。由台湾创世基金会牵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之下，目前已经成立了近20家“植物人”安养院，一些福利院内也专门设置“植物人”专区。病患可以在安养院得到无偿的照管，也可以由义工队伍定期到家照管。

在“植物人”安养院和福利院“植物人”专区的设置上，官方甚至对一些非常细小的环节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比如浴室和人数的比例应小于6：1等。

同时，关照“植物人”的话题在台湾也比较活跃，每年都有很多人专门为“植物人”募捐的活动，许多一线娱乐明星也会进行义演来筹集资金。

对此，曾在2009年“两会”期间提议案要求为“植物人”提供保障的的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律师表示，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个小康家庭很快就会变得负债累累。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更是砸锅卖铁也无法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

秦希燕坦言，现阶段还没有明确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植物人”进行保障。他建议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植物人”基金会，将“植物人”等重大伤残纳入医疗救助范畴；政府、社会建立专门的福利医院等救治、护理机构；建立健全监督机构来对“植物人”的监护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