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专家 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潘锦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编辑 姜赟

　　一问：

　　涨薪会拖累企业吗？

　　编辑：农民工工资不断提升，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何意义？有人说，提高农民工薪资会影响企业发展，果真如此吗？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唐钧：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对于缩小我国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要落实到企业，但是不是所有企业都要转型值得商榷。因为，企业实力是阶梯式的，有些企业有能力转型，而有些企业没有。

　　虽然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于倒逼企业更新设备、转型升级，但结果可能是淘汰劳动力。目前我国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劳动力仍供大于求。那些没有能

　　农民工工资提高幅度，要与企业的营利能力相适应；提高多少，应该依靠市场规律，而不是行政命令。更可行的应是创造平台，允许农民工与资方进行谈判。

　　潘锦棠：一般来说，涨薪是企业不大欢迎的，因为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至于拖累，这要看是哪类企业。本来经营就有问题、靠劳动力低成本勉强盈利的企业可能会被拖累，甚至关门歇业；但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技术升级、产品换代、资本转移的契机。

　　二问：

　　谁为他们看护钱袋子？

　　编辑：现实中，对农民工欠薪现象时常发生，防欠薪该依靠什么力量？此外，让企业盈利与农民工涨薪同步，也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农民工涨工资该依靠什么力量？

　　唐钧：无论是防欠薪，还是促涨薪，我认为，要给工人一个表达渠道。在现有体制下，这需要依靠工会。但现实中，工会作用的发挥与农民工的期望有很大的距离。在当前形势下，如果正常渠道过窄甚至堵塞，农民工可能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争取权益，到那时，难免出现失控的局面。因此，工会应加强主动服务、发挥作用，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落到实处，将工人的诉求纳入法律等正常社会秩序的框架里。

　　另外，关于薪资，实际上是劳资双方的事情，政府的角色应是规则制定者和纠纷仲裁者，公平不偏倚，平衡不越位。

　　潘锦棠：每到年底各处经常发生欠薪事件。讨要薪金的农民工维权成本很高，有的甚至被骂被打、得不到法律有效保护。谁来帮助他们要回工钱，主要应该靠法律、靠政府。

　　农民工个人维权成本很高，集体维权也不容易，那就只能靠政府健全相关法规，严格执法。相关部门不能扯皮推诿，把解决欠薪问题当作关心民生、端正社会风气、打击违法、提高政府形象的要事来抓。

　　农民工涨工资该依靠什么力量？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低工资招不到人了，工资自然就涨上去了，用工紧张了，老板就客气了。

　　三问：

　　能做到同城同福利吗？

　　编辑：要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还需要在二次分配上加把力。农民工进城，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上牵挂最多。那么，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突破口在哪里？

　　唐钧：突破口应该是让户籍与其附加的待遇脱钩，还户籍本来的面貌与功能，即个人的档案记录功能。对于进城农民工，应该让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也就是说，农民工在务工城市工作且有贡献，符合该城市的指标后，应该均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让他们有房住、上得起医院、其子女有学上。

　　潘锦棠：同城同福利是中国社会的努力方向，但不是马上就能做到的。近年来中央提出“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少数地区在个别社会保险项目中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大多数城市中的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同城同福利的待遇，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新增福利要考虑，既有福利也要维护。比如过去社会保险制度没有考虑到农民工流动的特点，社会保险制度设计都是不随身、不可携带的，农民工在省市间一经流动，既有的社会保险权益就丢掉了，这是不公平的。去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为社会保险权益在省市间的接续转移提供了法律基础，社会保险可携带了，农民工是最大的受益者。

　　解决农民工的福利问题，同城同福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福利差别。近10年来，覆盖农村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新农合”、“新农保”制度也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今后应该会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