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公司的未来，王辉虽踌躇满志，但也清楚资金不足是公司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现在技术没问题，就是因为缺资金，生产能力上不去。目前我做的还是公斤级订单，有过吨级订单的机会，但是很无奈，我没那么大的生产能力，眼睁睁地送给别人做了。”王辉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各级政府和学校能对他这样的创业群体提供专项资助，或是有正规的融资机构给他提供贷款，总之让他能“借”到创业资金。

　　除了资金困难，白领创业的实战经验也比较欠缺。有些人在创业时并未考虑清楚自己的优势、擅长的领域，为了规避资金劣势，或者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光凭想象、冲动做事，结果一败涂地。

　　在某政府部门工作的王东对创业既爱又怕：“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收入不够用。”王东说，为改变这一窘状，去年他尝试着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由于平时还要忙单位的工作，再说自己也不懂经营，所以他只做了投资人。但王东挑选的经理并不胜任这一工作，半年之后，王东的餐馆因为顾客过少、管理不善而关门大吉。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不少创业企业反映，当前企业纳税和缴费压力较大，成本不断攀升；一些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创业壁垒仍然存在，劳动者创业领域受到限制；一些地方行政监管不规范、不透明，多头收费、乱收费的现象仍有发生，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负担较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基础，如何才可打牢？

　　●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主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会稳定、健康。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路还有多远？

　　壮大中产阶层，首先要让他们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具备阶层晋升的精力与能力。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必须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 中低收入者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此外，还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直接减税能有效增加人们的收入。”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先生说。他已工作4年以上，6000多元的月薪听起来还不错，但房贷、孩子教育、赡养老人，处处都得花钱，如果不是省吃俭用，一不小心就能成为月光族。“收入就这么点，每年还要交纳近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心

　　对于有专家认为“无论在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调整个人所得税能发挥的作用都不是太大”的观点，王先生并不认同：“我们的每一毛钱都是辛辛苦苦赚的，每一笔钱都有它的用处，怎么能说作用不大呢？”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限高”这一环节不可忽视。杨宜勇认为，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清理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壮大中产阶层，需要为他们减负。事实上，很多中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以北京为例，月薪5000元—20000元的人群不少。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同样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了。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壮大中产阶层，还要培养好后备军。近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很多流入“蚁族”。必须创造就业与创业的公平环境，通过公正的机制保障公平竞争，疏通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再者，还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提供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与劳动相对等的报酬，让“蚁族”也拥有放飞理想的机会和条件。

　　在帮助公众增收减负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让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各得其所、各展所长，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协调发展

　　在就有关话题采访中产阶层过程中，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即中产阶层虽然会为成了“房奴”、“车奴”、“孩奴”等而倍感压力，但更令他们焦虑的，是对今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困境、改变现状感到无助。

　　接受笔者采访的广州一家企业职工小成说，在她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自己没有大幅涨薪的希望，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没有创业自立的可能，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中彩票”，否则一定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不仅“中产”不可及，向下流动成为社会底层倒是“大有希望”。

　　这种预期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流动呈现不畅通的特征。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