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这一代青年不是因为特别有知识才被称作“知青”,而是在当年“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下,经历了上山下乡的一代城镇青年,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是“4050后”。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返城了。但“知青”这个名词还是作为一个时代标志,记录了一代人曾经从城镇迁徙到边疆农村。所以, “知青”的含义里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悲情色彩,当然更多的是在异地的种种磨难。
估计谁也不会愿意时光倒流,让现在的年轻人重复当年的艰苦岁月,但无情的现实却产生了“新知青”,所不同的是,老“知青”是从城市走向农村,而“新知青”是从农村走进城市。
在《大河网》(9月10日)看到:不少在郑州“蚁居”的农村大学生,毕业后的现实让他们失望:奋斗数年,却没有立锥之地;萌生退意,想要放弃城镇户口,重返农村,却发现同样困难。这个处于尴尬境况的群体,被称为“新知青”。
我在想,如果“80后”的“新知青”遇到“4050后”的老“知青”,该是如何感叹岁月的沧桑?二代“知青”在不同的社会需要下,面临同样的机遇——为什么不说“遭遇”?那是因为带来这种“机遇”的都是一个伟大的口号:一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不是分担国家困难;一曰“推进城市化建设”——而不是向农民要土地,如此的国家号召和政府行为,把它带来的机遇说成“遭遇”,显然是不妥的。
然而,“新知青”确实不是一个美丽的称呼,抛开老“知青”的阴影不说——因为,插队落户的年代,国家实在不富裕。而“新知青”是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是在把农村变为城市的大好形势下,怎么反而成了城市的“弃儿”?落到“没有立锥之地”的地步?这也许不 得不反思社会发展和人的幸福的关系问题。我非常认同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口号的独立见解,他说:“对一座城市来说,一味的追求高速发展就是变相的倒退,如果所有人都在匆忙和压力下生活,那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中国已经应当进入到一个告别数字崇拜的时代,正式把幸福列为我们唯一的追求发展目标。”白岩松的这段话切中了当前发展经济中许多问题的命脉。在对GDP的追求中,一个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几乎成了百姓的灾难。而目前许多地方推行的“城市化”建设,又无不与土地、房产搭上了关系,在城市还没有接纳农民成为城镇居民能力的条件下,先急于要断他们的后路。如果说某些地方政府还没有从推进“城市化”的“二换”(第一,农民放弃宅基地,换取楼房,集中居住。第二,农民交出承包的耕地、林地,换取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的政策中看到潜在的后果,那么,“新知青”的产生应该是一记警钟吧。难道“新知青”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新知青”的产生让“城市化”黯然失色,因为“新知青”的意思里,包含的是像当年“老知青”渴望返城一样的心情,不同的是“新知青”是渴望返回农村。而产生这种愿望并不是农村的生存条件优于城市,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农村大学生在城市生存不下去了。如此现状难道还不能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警惕?还能沉醉于宅基地换楼房、土地换社保的所谓“城市化”热情里?
“城市化”应该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而现在农村来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城市买不起房,想回老家还没有农业户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在“城市化”建设中,必须先行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不要到时候又是一个像房地产一样的难堪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