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外省市挂职锻炼或出国参加培训，对机关干部来说并不新鲜，但去外国政府部门挂职，此前则很少听说。1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首次公布20年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分期分批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国家政府部门挂职。据介绍，此前东城干部国外挂职的主要目的地是韩国，今后打算增加去美国挂职锻炼的机会。（11月23日《新华网》）

早在清朝的时候，1905年12月至1906年7月，载泽等五位大臣就先后到美、德、奥、俄、意等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时至今日，出国又便宜又便捷，本来也的确是个锻炼培训的好形式，但奈何财政约束疲软、公款出国游打而不死，加上考察来考察去也只是和南斯拉夫的奶牛混了个脸儿熟，公众难免看到就头大心烦。

中国干部去韩国挂职，不禁让人联想起数年前前赴后继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彼时，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特地根据我们的国情，为中国公务员安排了“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声势浩大得韩国前总理李寿成也很不好意思，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不必到韩国来学习新村运动”——这话也从东北某城市市郊村党支部书记老徐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的感受中得到验证：“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

挂职和考察当然是两码事。但是，企业能开视频会议的，还坚决不聚在一起浪费茶水——国外挂职的体会是不是非得跑到人家政府部门跟班之后才能习得呢？出国学习不容易啊，语言不通、习性不同，不带个翻译或者随从，还真是寸步难行；即便兢兢业业学了些东西，奈何这些国家与我们体制有别、国情有异，取回的“经”难免也会南橘北枳，这就容易让人误会取经行为的性价比；又如果挂职后只是弄懂了“官员是职业而非权力”等通识，难免要贻笑大方，花大价钱进口了路人皆知的小常识。

考究起来，公共管理当是技术含量不算高的东西，体制机制建立健全起来，剩下的只需要公职人员有颗热忱而不徇私的心足矣。现实而言，公众对公共管理的不满或怨愤，恐怕也不是因为其服务没有与某国接轨——而在于底线上的一些事情做得敷衍塞责、甚至是悖逆民意。都说公共管理不需要太多的精英，潜台词其实就是公权艺术没那么深奥，要学的就是静下心来理顺关系——而最当取经、或者最能取经的当属于技术性强的行业，比如软件业、创业产业等。这些部门多取取经，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立竿见影。至于公共管理，与其出国取经，不如问计于民，老百姓的吁求才是公权的症结。

更为重要的是，国外挂职这类做法一旦风行开去，既容易成为出国游的新幌子，又容易为“杨不归”等提供绿色通道，后患也许还不止于财政之殇。某种意义上说，缺乏程序论证与绩效兜底的国外挂职，很像是外媒炒得沸沸扬扬的“瓷器爱国主义”——那些红光满面又代价不菲的的价值，于民生究竟有多大裨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