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平安治理网络，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近日，浙江省社联主办，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来具体承办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基层聚焦社会治理。

“今年是枫桥经验”55周年，浙江省在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做了很成功的探索，包括老的‘枫桥经验’、桐乡的‘三治’都写入十九大报告当中。而如何加强和完善社会治理做出新规定，推出新举措，重点围绕基层治理的‘五化’发展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省社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谢利根一直关注社会治理，浙江也不断探索，不断涌现新方法。

而这些创新的社会基层治理方式，都有一个前提，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维护正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表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社会治理转型一个关键，关系到社会治理发展的方向。”

法令张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不少与会专家提到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支撑、最根本的保障是法治。

“新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依然面临着严峻挑战，实现有效治理，法治化是基本方向和根本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治理体系，而社会化、法治化、精细化、网络化、专业化，所有的“化”都要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来进行的。”浙江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祝平在发言中明确指出“法治”的重要性。

他同时指出，“农村依然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农村法治建设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从农村法治环境来看，包括‘有事找政府’的逻辑下，基层政府难以坚持法治原则。”针对这一现状，他认为需要理顺乡规民约、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完善治理乡村关系，乡镇政府与各派驻机构的关系来整合农村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效率。并且优化普法机制，推进移风易俗，让全民形成信仰法律的氛围。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裴志军，“公民个体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我认为法治是基，自治是本，德治是辅。比如，村两委工作人员应更加职业化。”

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伟巍将社会治理总结为“一个中心，三治融合，五化发展”，但社会化治理中，乡规民约、自治章程以及委员会还很缺乏，其中可优化的空间还很多，在智能化、精细化做得很多，尤其是智能化这一块，大数据监控，专业化主要体现在现在的村长村委专业化程度并不够。

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尹华广则举例说明，“枫桥经验”法治化的实践经验，枫桥经验里法治化的一些实践做法。比如法律专业人员下基层，基层政法部门积极参与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成立专业性的调解委员会，探索推广调解法治化，坚持专群相结合，既要有专业队伍，又要有群防群治。

“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法治化也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国情相适应，与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相适应。

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余钊飞认为，“无论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还是浙江基层社会治理，都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依法治国”。

绍兴市委党校科研处博士吕鸣章则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出，就浙江而言，不管是“枫桥经验”还是乡贤文化，还是“温州模式”，自治经验很重要，基层也要发挥自治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