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那些消逝的中华文化典籍

    ——《永乐大典》六百年聚散飘零珠还合浦的故事

    光明日报记者 方莉 杜羽

    201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时，听取了学生们的发言，并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中华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我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习近平向澳门大学赠送了《永乐大典》重印本。

    《永乐大典》这部近4亿字、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的万册巨帙，自明永乐六年（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嘉靖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仅存400余册，散落在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收藏机构。百余年来，222册《永乐大典》从世界各地陆续汇聚国家图书馆，留下了一段又一段佳话，一代又一代学人从中辑佚古书，重新拾起那些消逝的中华文化典籍。

    重拾那些消逝的中华文化典籍

    ①皇史宬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

    “自1912年入藏翰林院残存的60册《永乐大典》以来，国家图书馆馆名几易，从‘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到今称‘国家图书馆’，不过馆名虽变，大典的收藏工作从未停止，这离不开有识之士捐赠和几代图书馆人的奔走寻访。”说起这段往事，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念兹在兹，无比感怀。

    抗战期间，国难当头，一些爱国文化人士自觉加入到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行动中来，化私藏为公藏成为当时不少人的共识。困居上海的郑振铎不断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北平图书馆保持联系。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就有两册《永乐大典》。

    “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1951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京图书馆表达自己化私为公的心愿。

    就在那一年，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京图书馆。这批书由上海运至北京前，耄耋之年的张元济在病榻上不停摩挲翻阅，与之殷殷作别。这其中，有不舍，更有大义。

    1958年4月11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两位副馆长梁思庄和耿济安将4册《永乐大典》，送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四册内容是郦道元《水经注》的后半部，与此前商务印书馆捐献的前半部《水经注》配成全书，成为当时学术界、图书馆界的大喜事。”陈红彦说。

    中华书局编审张忱石在《〈永乐大典〉史话》一书中指出，这些公私藏家的捐献基本是无偿的，当时国家不可能向他们支付丰厚的奖金，唯有文化部颁发的带有部长沈雁冰签名的奖状，作为精神鼓励。“大家的爱国热情、爱书热情空前高涨，20世纪50年代成为《永乐大典》入藏北图（国图）的高潮。”陈红彦表示，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而第221册《永乐大典》的发现和入藏颇具传奇色彩。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下来。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其转送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到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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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永乐大典》内页

    “以各种方式促成大典团聚”

    走进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办公室，墙壁上看不到常见的书法绘画，而颇为醒目的是一页仿真复制的“湖”字韵《永乐大典》。它是为纪念2013年最新入藏国图的第222册《永乐大典》而制作的。这一册大典的回归颇为不易。

    2007年11月，一册《永乐大典》的出现让赴上海调查古籍善本的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既惊喜又疑惑。眼前这册大典品相良好，明代包背旧装，字迹端工的馆阁体，从封面至纸页皆无缺损，内容为有关“湖”字的唐宋元诗文，正好弥补了国图藏《永乐大典》湖字韵的缺卷。

    可是，20多年来都没有新一册《永乐大典》被发现，由加拿大华裔书主袁葰文收藏的这一册是真是假？经过先后四次鉴定，专家认定此册《永乐大典》为明嘉靖年间所抄零本，当是真品无疑。几经周折，六年之后，这册《永乐大典》使用国家文物征集经费从书主手中成功购买入藏国图，成为流散海外的《永乐大典》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

    六十余年前，也不乏海外收藏《永乐大典》成功回归祖国的案例。据2016年4月首发的中俄文版《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52年—1955年）》披露：1954年6月，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把原藏满铁图书馆的52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外交部。

    这并非苏联首次将《永乐大典》归还我国。1951年6月，苏联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从中国掠走的11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文化部，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1954年，苏联科学院又把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我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此后，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问中国时，将原来保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永乐大典》交还我国。至此，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结束颠沛流散的命运，回到祖国怀抱。

    然而，现在仍然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散藏在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里，实体回归绝非易事，以影印出版的方式让《永乐大典》的内容率先回归祖国，成为最佳的选择。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将从世界各地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复制品和国家图书馆藏本陆续影印出版。2002年，在《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本首发。2004年，时任国图馆长的任继愈呼吁“全世界《永乐大典》收藏机构、收藏家及有识之士以合作，大力支持”，慨允借用和拍摄原书。目前，国图出版社已相继出版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葛思德文库、美国亨廷顿图书馆等海外藏书机构收藏的《永乐大典》。

    “我们期待能够了解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更多零册的消息，以各种方式促成大典的团聚。”陈红彦说，这是几代国图馆员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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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永乐大典》封面

    “辑佚古书的渊薮”

    “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50年多年前，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如此感慨。

    “今天看来，《永乐大典》在文献保存方面的价值，远大于它作为工具书的实用价值。”据陈红彦介绍，《永乐大典》是当时最大的一部类书，“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但在具体编排时，由于定韵标准不一，选择不精，为检索增加了不少困难，招致后人不少訾议。但是它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被称为“辑佚古书的渊薮”：从知识门类上讲，它保存了“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括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杂家之言；从辑录范围上讲，则“上自古初，迄于当世”，“包括宇宙之广大，统汇古今之异用”都被网罗无遗；以数字而言，则辑录图书七八千种，将明朝皇家图书馆文渊阁藏书囊括净尽。

    陈红彦认为，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不仅种数甚多，且大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她举例道，辑出北宋薛居正所撰《旧五代史》，使得二十四史没有缺遗，为此乾隆皇帝还赋诗《题旧五代史八韵》表达欣喜之情，此诗被镌刻在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书架上；辑出或校补的《水经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辑出《曾公遗录三卷》《明永乐顺天府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文献，使几乎失传的典籍再现学林。

    学者们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的研究还在继续。2015年，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丁治民撰写的《〈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丁治民以十年之功，从残存的813卷《永乐大典》中辑得唐宋元明语言文字学书籍25种，3263条，约30万字。对此，学术界评价：这些从《永乐大典》辑得的语言文字古籍及其研究成果将改写半部中国音韵学史、中国语言文字学史。

    这两年，国图为《永乐大典》设计开发了相关文创产品，“湖”字韵《永乐大典》单页被制成仿真复制品，还出了附有《永乐大典》插图的笔记本，受到不少网友关注。“这样的文创产品让古籍活起来，也让更多人得以认识这部典籍的重要价值。”陈红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