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将士面临一条条波涛汹涌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茫茫无际的草地，前有重兵大炮的堵军，后有铺天盖地的追兵，上有狂轰滥炸的飞机……就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徒步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10余个省，终于同总兵力多达100万的敌人苦战中杀出了一条活路。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无私奉献，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1934年10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红军首先从江西瑞金于都出发，纵横11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排除万难，1936年10月最终胜利会师陕北。

    光阴荏苒，一晃80年过去了。80年前的长征，红军表现的英勇是史无前例的，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壮举，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史上这样一副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空前的奇迹，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对其中一些事件却肆意污蔑，更有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提出质疑。因此，透过历史的眼光在今天重新思考当年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到底“走”出了什么 ，是有必要和重大现实意义的。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个战略大转移。时间回溯到1930年—1933年间，视红军为“匪”的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5次“围剿”。前四次都以红军胜利而告终。而第五次，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领导下，红军反“围剿”失败。而在中国东北，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为拯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选择北上抗日。此时却又面对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怎么办？危机之中，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瑞金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到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在此建立抗日根据地。历时两年多的“走”，行程二万五千里，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并在陕北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此后，中国共产党妥善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积极联合国民党抗日，召开一系列有历史意义、关乎抗战全局的会议，如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发出全民族抗日的伟大号召，最终取得了全民族抗日的伟大胜利。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就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显然，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的战略大转移。而这种战略大转移的胜利，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井冈山时期，中国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随着“左”倾思想占领主导地位，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节节败退，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最终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长征。在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伟大的遵义会议，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有力地反对了“左”倾错误思想，会议集中地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同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正因为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我们党才能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显然，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遵义会议，也很难有中国革命的转折。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支无比坚强的英雄军队。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意志与险恶环境和凶恶敌人的一次残酷较量。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红军官兵的“走”， 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嚼草根吃树皮，以革命大无畏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奋斗、百折不挠，正如毛泽东诗中所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磨砺下，在战火纷飞的考验中，红军官兵有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和战无不胜的血性品格，使中国革命从失败中奋起，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意义时曾形象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显然，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很难有如此坚强的人民军队。

    红军长征的“走”，走出了一个无比崇高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走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一种——长征精神，给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长征精神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决心和信心，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崇高思想。

    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走”的途中，红军将士面临一条条波涛汹涌的江河，一座座巍然耸立的雪山，一片茫茫无际的草地，前有重兵大炮的堵军，后有铺天盖地的追兵，上有狂轰滥炸的飞机……就在这“敌军围困万千重”的逆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忍受了酷暑严寒、干渴饥饿，爬雪山，过草地，涉沼泽，眠雪野，食草根，徒步跋涉25000里，翻越18座高山，渡过24条江河，转战10余个省，终于同总兵力多达100万的敌人苦战中杀出了一条活路。长征给人们一种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无私奉献，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工农红军铸造出的“长征精神”，不仅传遍了全中国，而且很快传到世界许多国家。80年来，外国的记者、作家、史学家等一直在不断地报道、研究、记述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慕名前来参观、访问长征的人络绎不绝，有关红军长征的书不断在各国出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重要事件之一，也是使他们感到震惊和赞叹不已的世界奇迹之一。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英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系统地介绍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生动地描写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的动人情景和红军战士表现出的革命精神。美国出版了I・G・埃德蒙兹写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显然，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走”，就没有“长征精神”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的瑰宝。

    目前，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80年前红军长征时的那种艰难困苦的条件大不一样。但是，我们追寻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长征一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同样需要发扬长征精神，克服一个个困难。随着条件的变化，现在一些人对长征精神逐渐遗忘和淡漠了，不再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沉溺于金钱的诱惑之中；不再具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英雄主义精神，一碰到困难就悲观失望、怨天尤人，危急时刻也不敢挺身而出；越来越缺乏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而是只顾自我，追求享受，甚至目无法纪，腐化堕落；完全丢掉了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乐于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和优良作风，脱离群众，甚至依靠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甚至欺压百姓，作威作福。这些行为、思想和作风，与长征精神是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今天，我们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一定要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的英雄模范事迹中，不仅吸取宝贵的精神动力，为实现我们的目标同心同德地奋斗；还可以学到怎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