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后,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建议调高烟草税,降低烟民数量,将健康城市的概念充实到卫生城市的内涵中。(3月10日《京华时报》)
陈部长从关注群众健康的角度提出“以税控烟”,是出于一种良好的主观意愿,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能否实现,这还是个未知数。笔者认为,调税未必是一个良好的办法,未必能达到控烟的效果。
需要承认的是,抽烟 是具有某种依赖性的,很难改变的习惯,一个烟民想要戒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香烟的价格不是决定烟民是否抽烟的最重要因素,其消费量随着价格的变动增减幅度不会很大,那么,调高烟草税的直接影响就是增加烟民,尤其是低收入烟民的生活负担。在高通胀的背景下,愈加高昂的香烟价格只能使中低收入烟民们的负担更加沉重。如果此举让许多中低收入的烟民选择更加廉价的香烟,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而言反而危害更大。
还应该看到,公款消费烟草的普遍存在,也是禁烟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这部分吸烟人群对香烟价格并不敏感,无论价格多昂贵,他们的抽烟习惯、数量不会有一点变化,调高烟草税只能增加公款支出的费用。有时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高档香烟是“买的人不吸,吸的人不买”,使得高档烟越贵越有人买,越高档越能彰显其身份,让高价的香烟成为许多人趋之若鹜的礼品。
再次,在现有香烟生产与销售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调高烟草税后,各烟草企业与烟草专卖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会想出各种办法来避免香烟销量减少,利润下滑,比如通过降低采购、物流成本,开发新种类、新品牌、简易包装等措施继续维持一部分低价香烟,满足原来低价烟人群的需求,难以达到控烟的效果。
通过调高烟草税来控烟,应是在严格公款消费的范围,避免公款消费烟草,使烟草收入不被垄断集团所把持,并且各种软性控烟举措都已经到位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硬性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