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0日晚，西安一名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去见女友，途中与一名骑车的女子相撞，事故发生后这名大学生将伤者连刺8刀致其死亡，而后逃逸途中被附近民众抓获。警方透露，肇事者承认撞人后准备逃逸，发现对方正在记自己的车牌号而拔刀行凶。据了解，药家鑫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庭背景殷实。（11月28日《扬子晚报》）

面对不期而至的交通事故，作为肇事一方，惧事想逃当是第一反应，这不仅源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更在于人们会心存侥幸，潜意识里也抗拒去直面于己不利、很大可能将遭受惩戒的境遇。当然肇事者亲睹场面上的血淋淋而唤起道德感和责任感，选择去积极救治的，也大有人在。本案例的特殊性在于，身为刚刚成年的大学生，药家鑫在将对方撞成了轻伤，及时送治完全可以大事化小，却仅仅因为发现被撞女在记自己的车牌号，就恶意大发，凶残至极地将其连刺8刀致死。其极度漠视、蔑视他人生命权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和狰狞暴露无遗。

药加鑫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灭绝人性？很多论者将这一点归因于报道末尾透露的“家庭背景殷实”一节，并揣度其必为富二代或官二代无疑，家庭教育上也一定一塌糊涂；相较于前不久河北大学校园李启铭撞人后高呼“我爸是李刚”，然后旁若无人地去接女友，药甚至比李还要恶劣。笔者以为，这虽然折射出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弱势群体的一种同仇敌忾、“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上层人物的心理，但也未免有失之于理性之处。因为，一、即便药的父辈为官做宰或者为富不仁，但未必就会放任对子女的教育，更不会刻意鼓励孩子去滥伤、致死无辜；那至多属于生活优裕之下的对社会责任感的一种麻木和忽略；二、“家境殷实”的成因多的是，未必非官即富，孩子少调失教的个体因由也不一而足，怎见得就一定是符合众人心理预期的那种？将其预判为“官二代”或“富二代”骄狂失态、漠视人命的典型，认定其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警方尚未公布具体细节之前，至少是一种轻率。

笔者坚持认为，不能排除药家鑫身上那种唯我独尊

我想，作为一名大三学生，在平素药家鑫耳闻目睹的事件和资讯里，一定积淀了不少诸如南京彭宇案等引申出来的“教益”。虽不能确指是具体哪一案例，但令人感慨系之的“好人难做”、“与其撞伤，不如撞死划算”的现实判断，会时时冲击他的道德堤坝。而类似前不久河北邯郸7旬老汉“我不会讹人”的微弱呻吟等，更会从其它维度去夯实他的这一认知。其实不只药家鑫如此，我们身处信息化社会的每一个体公民恐怕都莫不如此。一旦遇到相似的际遇，就会通过突破薄弱的道德藩篱的方式“表达”出来。那毅然举起的水果刀，刀刀刺向最有利于自己的方位，而完全罔顾对面是鲜活的，需要自己心怀歉疚和尊重、担责的生命个体。

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传统道德的良性成分在面对日渐艰窘和逼仄的生存压力时，渐显苍白而渺远。一种开始占上风的观点是：人越来越自私、贪婪，越来越罔顾良知和人伦的底线，只要自己合适，就一切妥了。但是，社会迄今并没有建构起一种法律机制，让好人会得好报，让恶人必受惩戒，因此才呈现各自为政、端看摆平社会关系能力来决定最终结果的乱像。当我们成年人主导的政府和社会，媒体和法律，都对助人为乐者不能提供有效的庇护和呵护，或仅仅让肇事逃逸者付出轻得多的代价，以及听任讹人者得逞，救人者有口难辩，恶果就是有样学样，以后谁再遇到类似的情境，都会袖手旁观，置若罔闻，甚至会出于极端利己的心理，对已身陷不幸的人再补上几刀，以一了百了。

由此观之，大三学生药加鑫撞人后发现被撞者在记车号，于是才“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其凶残的8刀，刺中的固然是骑车女子的前胸后背，但更是社会的“软肋”。药加鑫是凶手，我们社会的其他成员也概莫能外，难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