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在环渤海区域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论坛上，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等与会专家发出呼吁，政府应科学开展就业指标的统计和发布。专家认为，当前的就业指标统计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各部门口径、数据结果不一，由此招致怀疑。
此次论坛的与会专家将就业率引起社会非议的原因解读为，政府及民间“数出多门”、标准不一、结果相异，由此开出了加强政府主导、规划统计标准的“药方”。这其中隐含着的逻辑前提是：政府主导的数据统计更具权威，更能化解争议，而“被就业”的荒诞现实是政府间不同部门及民间机构多个统计体系所造成的。
提升公共管理数据统计的科学性，并由此提高决策水平，这种思路本来并没 有问题。事实上，不惟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其他各类指标如职工平均工资数、劳动合同签约率、企业税负和信贷水平等，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都存在“硬伤”。究其原因，除了数据收集分析各技术环节的能力不足，最主要的还是数据采集、归类标准本身的滞后，如毕业生就业及企业职工收入等数据的统计，缺失中小民企、个体工商户、村镇企业从业者及农民工、自主创业人员数据。一些地方有意识开展了前述门类的数据收集，媒体和社会组织也在基层积极开展个案调查，然而都很难保证采样的覆盖广泛性和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级政府确应在增进公共管理数据统计科学性上发力，减少因数据不真实而带来的施政偏差。
然而，不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和社会组织数据统计、发布的差异，却不像前述的专家批评那样，该拿去承担社会批评。统计视角和数据采集都存在误差，不可避免存在差异，更何况在现今社会环境中，不同来源的数据发挥着相互制约的效应。正如批评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真正最容易犯常识性错误、最容易引发质疑的数据，往往并不出自民间来源，而是政绩驱动下的某一级地方政府、某一个主管部门的“杰作”。导致出现这类问题的，其实不在于统计标准是否科学、统计分析能力的强或弱。
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率就是最典型例证。具体到每一个积极“造假”的学校，他们绝不是不知道人事、教育部门发布的统计要求，如实查清每一个学生的真实就业情况也并不难。在造假迷局中，学校非但没尽到如实统计上报、分析数据的义务，反倒更进一步，扮演起强行压制、诱导、教唆、恐吓毕业生配合造假的“凶恶角色”。很显然，就业率本身不是什么万恶之源，只是因为它牵涉到太多利益（如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经费支持、招生指标、专业设置等）；与之同时，考核方十分懒惰，只会“螺蛳壳里做道场”，就“数据”而“数据”，压根不开展现场管理，又无通畅的民意渠道、有力的调查机制，对外界批评从来就下意识的反对、否认或者推说“那只是个别行为”。
前述那番专家建言应该会得到主管部门的“积极效应”，因为它本身并不触动就业率背后的造假逻辑和利益格局，反倒因为建立“新型”、更“科学”的就业率考核机制及相关试点、验收、评估流程，可以带来数量不菲的公共资金注入，可以保证很多专家的项目参与、分红和出镜机会。而且，还能帮助形成主管部门垄断就业率数据发布的架势，打击那些不配合、唱反调的民间声音，岂不是大大的“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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