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钱老“我们的教育总是出不了人才”的遗憾，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他的理由是，中国奇迹的取得，是靠劳动密集型经济推上去的，普通老百姓就能创造这样一个时代，不需要多少超常的人。

    王义遒说，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因为再过20年，经济转型要有比较多的创造性的东西，整个国家发展都需要创新，那个时候，人才自然会应运而生。

    把人才问题也丢给下一代去解决，王副校长的想法够智慧。固然有时势造英雄的道理，杰出人才的诞生离不开相应的环境，创富人物风起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西方在经济的起飞期，在资本主义萌牙与发展的各个阶段，催生了科技、文化、艺术诸方面的巨匠，如爱因斯坦，达芬奇。就是在中国历代，凡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也是科学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在中国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活力的今天，怎么就不需要杰出人才了，难道只需要饱暖思享乐了？

    王副校长的思维，其实也说出了一种担忧，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惟经济效益，能创收就行。在这样的思想驱动下，功利思想浸染学术圈，导致学风浮躁，缺乏创新。王义遒也坦承，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中国青年报10月19日的一篇报道指出，现在的大学教授不愿承接企业的科研项目，而热衷申请国家的科研项目。中科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说，因为企业是要求出实际成果的，没法忽悠，而国家下拨的项目并不追究产业化率，搞几篇论文空对空，就可糊弄大把的科研经费。

    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的企业不是不需要创新，而是一些科研队伍习惯一切围绕经费与发表论文转，以忽悠为能事。出不了人才与时代要求无关，倒是跟我们的科研教学体制有关，跟大学的功利思想有关。

    可以说，认为这个时代不需要钱学森的思想正是出不了钱学森的根源。花盆岂栽万年松，世俗的学术环境自然培养不出脱俗的钱学森。

    在王义遒看来，钱学森身上最宝贵的精神就是把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跟科学、不断追求未知的兴趣融为一体，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这种精神，这一点我们需要觉醒。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一针见血。大家敬重钱学森，怀念钱学森，除了他的科学贡献，更主要的是他“我姓钱，但不爱钱”的科学精神与风范操守。有杰出的精神才有杰出的成果，时势将他推上科技舞台只是一个方面，若没有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哪有两弹一星的成功？

    出人才与时代的要求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果知识分子不学习钱学森的科学精神，一个个变成“森学钱”，一切向钱看，只知营营苟苟，追名逐利，莫说20年，再过200年，杰出人才的帽子也不会自动戴到头上，那也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