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目前仍在不断发酵的欧美债务危机，既是一系列个人、企业、行业、国家信用危机的集中爆发，也是欧美现有制度有效性危机的爆发。这些危机一方面动摇的是人们对美欧具体国家主权信用的信心，一方面也在动摇人们对现有制度是否能保障金融——人类迄今最能有效帮助组织生产发展、创造财富的方法——充分发挥作用的信心。

金融交易的核心和基础是信用。而信用是能够履行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是长时间积累的信任和诚信度。信用得难失易，费十年工夫积累的信用，往往由于一时一事的言行而失。为防失信，渐渐形成了各种制度——博弈规则（正式规则，如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非正式规则，如道德规范和习俗等)——本质上是失信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今全世界整体经济复苏缓慢，旧的金融危机问题未去，新的债务问题丛生，让人对现有制度

第一个令人担忧的，是美欧债务有陷入借新还旧、沦为“庞氏骗局”的隐忧。以美国为例，其数十年主导世界政治经济，国强民富，国民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其债务偿还能力本不成问题，但小政府大社会及两党相互牵制的制度决定了政府可调用的资源有限，每遇需要花大钱的项目，多为保本国民生与经济效率，弃加税而优选举债的财政解决方案。自1917年美国国债限额设定以来，至今已提高了94次，谁也不敢断定未来不会再提高限额举债。

有史以来，任何国家要根本摆脱财政问题，最根本的做法是经济增长。如英国主导世界的盛世期，是靠海外商业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美国主导世界数十年来的盛世期，靠的是科技创新拉动经济增长。但近十年来，美国科技创新的财政红利，已被经济泡沫的破灭及小布什启动的减税计划和几场战争的花销抵消。如今美欧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找到，想改善财政状况，却既不能开源加税——恐导致经济疲软影响经济复苏，又不能节流减支——经济衰退意味着收入减少，还要增加开支为中产阶层减税以刺激经济，增加发放失业和养老保险金等福利性开支等等。这些措施还会继续增加赤字。

正如投资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 PLC主席罗斯柴尔德勋爵7月到访北京时感慨的那样，美国国债限额提高94次的历史，一次比一次难。提高债务上限是为过去的选择埋单，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认账，债务问题只好一次一次地通过借新还旧解决。

借钱混日子容易，但借钱以后不去很好地利用争取到的机会积极推动它的结构性改革，包括科技创新、劳动力市场改革、金融市场改革等，那么老问题不仅将仍然存在，还会继续发展恶化，借债不过混过了今天，明天还得借。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可能会通过印钞、美元贬值、通货膨胀等做法摆脱债务困境。美联储上周二宣布维持超低利率0-0.25%不变，并坦承将超低利率至少维持到2013年中。在目前经济低迷、美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继续降息不可能，美国的政策选择空间捉襟见肘，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的可能性极大。而一旦美国再次开动印钞机，必将再次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剧，并引发更多热钱继续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导致投机性资金增加，继而严重抵消我国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努力。

第三个担忧相比前两个算是比较轻的，即美国信评遭遇调降，将使持有美债的其他国家外储受损。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估算，美国信评遭遇调降，中国持有的美债将损失20%-30%，若以损失20%计算，中国将损失大约2300亿美元。

现有的美欧主导体系已难以消除上述担忧，欧债美债危机与其说是信用危机，不如说是现有制度和秩序的危机，既然现有秩序与制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寻求建立新的国际国内秩序与制度将是历史的必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