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两年前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众多农民工辗转“珠三角”“长三角”，焦灼地找寻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一些人还不得不收拾行李踏上归程……当时的他们，多么慌张。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多，进入２０１０年时，农民工们已经开始淡定地对工作“挑三拣四”，还有人在老家过起了在家门口打工的日子。到底是什么原因，让２０１０年的农民工有了如此底气？

    ２０１０：民工不再“慌”

    说起２００９年初前往东莞打工的经历，老韦至今仍一脸无奈：“在东莞，我们找了好几天，还是没厂子愿意要我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最后只好回家了。”

    不过如今，老韦已经在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一家制鞋厂找到了工作。“找这个工作可没那么麻烦，我看到报上有招工信息，打了个电话厂里就要我了。这里不错，离家近。”老韦高兴地告诉记者。

    高兴的农民工可不止老韦一个。今年８月，南宁—东盟经济开发区在当地媒体上连发三天招工广告，提供８００多个就业岗位，“不限学历，不限年龄”，不少曾经像老韦一样在２００９年初曾为工作发愁的“大龄”农民工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佳林２０１０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园内企业招到足量工人。“整个广西用工形势都很严峻，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招工。”王佳林说。

    事实上，“用工形势严峻”的还远不止广西，从东部的广东、浙江，到中部的安徽、湖北，以及西部的甘肃、青海……在一些人还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量农民工滞留“珠三角”记忆深刻的时候，“民工荒”已然来势汹汹，从东部蔓延至中西部。

    对企业来说是“民工荒”，但对农民工来说，这却意味着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２０１０年２月底３月初，正值春节后用工高峰，记者在南宁等地采访发现，不少农民工明显比往年自信：“今年的经济形势比去年好，去年我们都挺过来了，今年，更加不担心。”

    一年来的经济发展印证了他们朴素的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１—９月ＧＤＰ同比增长１０．６％，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一年之内，供需反转，让农民工们有了对工作“挑三拣四”的底气：年轻的农民工希望找一份“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对上了点年纪的农民工来说，“离家近”成了重要的考量因素。在工资谈判上，他们也更为自信——南宁不少农民工已经把薪酬定位为１５００元／月或以上，而往年，这一定位大多停留在１２００元／月。

    一些民工甚至更为潇洒，走上了与当年“洗脚上田，远走城市”相反的返乡之路。“现在在外打工挣的钱也不比家里多，不如早回家看看机会，要是在家乡找到门路，明年就不去打工了。”１２月初，南宁火车站一名刚从深圳返乡的农民工说。

    经济结构调整，助长不“慌”底气

    “工作好找了，致富路子多了”，这是记者采访过程中听农民工们说得较多的话。在专家们看来，正是近两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给了农民工不“慌”的底气。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当前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正迎来“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未来这一市场将出现重要的结构性变异——必

    刘元春说，目前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启动，区域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向中西部转移，就地就业格局有所改善。而这在就业地域选择上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机会。

    还有专家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达１４７６４２亿元，增幅为９．３％，快于ＧＤＰ９．１％的增速，占ＧＤＰ比重也达到４３．４％，逼近第二产业４６．３％的占比。

    农业这一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也可吸纳不少劳动力。桂林市资源县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县委办公室主任吴龙源告诉记者，资源地处大石山区，山高路陡，自然条件差，以前１／３的农民依靠打工维生。近年来，随着当地西红柿和红提两大农业产业的发展，不少农民工返乡创业，资源已经开始由“打工大县”向“返乡创业县”转变。

    资源县并不是一个孤例。在广西，农业产业正朝着“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方向发展。桑蚕、西红柿、茉莉花……科学种养技术的推广，使得这些原本不起眼的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力量。“十一五”期间，科技带动的农业产业化让广西２０７３万农民人均增收４７３元，创造就业岗位５７万个，促进劳动力转移１２６万人。

    不“慌”≠“无忧”，深层调整将继续

    然而，专家认为，民工不“慌”并不等于“无忧”，事实上，制约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依然存在，经济结构调整甚至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这必将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认为，当前的劳动力问题，严格地说，不是整体短缺，而是低工资农民工的短缺。

    钟茂初说，“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一是高消耗产业结构向低消耗产业结构的转型；二是物质消耗产业向服务产业的转型；再者则是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按这一调整方向，农民工可能由于其教育背景而无法适应相应的新岗位，由此可能出现农民工需求不足、新兴产业人手短缺并存的状况。

    钟茂初分析，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农民工本身无力承担职业培训的成本，雇佣企业承担相应培训成本则存在“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风险。对此，钟茂初建议，各级政府应担负起农民工适应结构调整的培训的责任。

    刘元春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刘元春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出现资本投入比例大幅上扬、劳动密集度削减的趋势，而并不是单纯地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加之东部产业升级力度进一步加强，这都不利于对劳动力的吸纳。

    刘元春提出，服务业的发展将是未来调整就业结构“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对此，他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推动一些垄断性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强家政服务、教育服务等行业的市场规划和市场体系的培育，加强相关税收制度改革。

    专家认为，目前虽然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变化，但内在制度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不少企业以廉价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经营模式依然未改变，工资形成机制中农民工依旧处于弱势地位，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刘元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