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和元杂剧版的《赵氏孤儿》里，我们读到了什么？有弃恶扬善的伦理观，有负重忍辱、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也有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任侠之气。正是这些具有民族文化高辨识度的价值取向，成就了《赵氏孤儿》的经典地位和史诗品质。然而，对惯于用电影承载哲思、也坚持在作品中寄寓个体情怀的陈凯歌来说，未必会满足于对一则古老故事中规中矩的摹写？

    在影片中，此程婴非彼程婴，他已经不是那个义薄云天、果决无畏的大忠大勇之士，而是一个乐天知命、自鸣得意的草根医生。他有些胆小怕事，遇到危险常不知所措，也当然不会有司马迁和纪君祥笔下的那般豪侠气魄。更重要的是，除了给赵朔之妻庄姬看病之外，程婴未受过赵家丝毫的恩泽，这便拆解了他救赵孤可以不问代价的逻辑前提。于是，程婴只能因为一场偶然卷入了灭门事件，然后，偶然连着偶然，直到把自己的孤儿送到了屠岸贾高高扬起的手臂中。据导演解释，这一改动，是为了给程婴为何献出自己儿子提供一个更有说服力、更充足的理由。这个观点乍看有理，深究起来，却问题不少。

    影片中，尽管程婴卷入这起事件纯属偶然，就效果而言，此程婴与彼程婴殊途同归，做出了不可思议的牺牲。既然结果都是牺牲，一个是为了报恩、有强大信念和精神支撑的牺牲，一个是不甘不愿、稀里糊涂、良心瞬间发现而牺牲，相较而言，前者反而更有逻辑感和说服力。退一步讲，我们姑且认为这样的改编是合乎人性逻辑的，更值得商榷的问题则在于：程婴若是在卑微琐屑的动机下被迫完成了救孤的义举，原著所高张的史诗般的磅礴之气和士人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的慷慨情怀，便自然被消解一空了。当故事的文化内涵被悄然置换之后，那么，它

    改编过后的影片，一方面大幅度更改了程婴的身份和性格，也就等同于放弃了在原著人物及情节基础上使其更饱满、更合理、更戏剧化的努力。另一方面，影片又并没有在另一种逻辑推演的过程中完成自圆其说的叙事建构。凶残如斯的屠岸贾，既然知道程婴家有两个孩子，又凭什么相信程婴交出来的一定是赵孤？屠岸贾难道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让程婴来自己府上做门客，而且毫无防备地让他为自己下药治病？这样的一些逻辑瑕疵，影片中并不少见。原有的叙事模式被拆解了，新的模式又立得不够坚实。这是影片给我留下的首要的印象。

    将程婴“矮化”处理的另一个后果，便与所谓的“复仇”主题相关。按照现在的剧本走向，编导更像是要把程婴塑造成一个反复仇、反暴力的信奉泛和平主义的小人物，这不仅有程婴性格上的原因，更有庄姬那番让孩子长大后忘记仇恨的临终遗言。可是，这个创作意图实施得很不彻底。所以，影片为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程婴，始终处于激烈的自我矛盾和分裂状态之中——他口口声声要放弃复仇，却常常活在复仇的欲念当中——主人公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表征。于是，“复仇”这一原著中的核心情节，在影片末尾仿佛成了一起偶发事件，由于没有前情的铺垫，不仅乏力，而且有突兀和生硬之嫌——赵孤(程勃)对义父屠岸贾的感情，从极爱到极恨，从相亲相爱到刀刃相见，中间居然几乎没有任何铺垫和过渡。作为全片戏眼的“复仇”就这样仓促了事，也多少有些让人费解。

    对于经典，是“遵命”还是“重构”，无谓优劣，自然是创作者的自由选择。遗憾的是，电影《赵氏孤儿》既没有做到对原著的“忠实”，也没有完成自足的价值建构，它成了悬空之物，在两个方向上都不甚讨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