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让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如何从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新动能？在过去的近6年里，“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现实行动，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载体和途径，为经济全球化找到了新的确定性。

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

人类的文明史是从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的进化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类的创造性和“忧患意识”构建起来的公共风险理性。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中，全球治理规则出现了不适应性，导致全球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风险日渐全球化，进而演变为全球公共风险。

一方面，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日趋丰富，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细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金融链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紧密地联系，世界各国日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无论是金融、投资、贸易、能源、气候等领域的全球协调及其规则，还是整个全球治理框架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世界发展的需要。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数字化技术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共同行动来应对。可有的国家反其道而行之，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世界的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人类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我们拥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能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的整体观为我们从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确定性提供了启示，并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遵循既有国际规则，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政策协调，这些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左右,为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最大的确定性。

“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致力于探索构建一种基于互联互通的新型全球化。经过近6年的实践，“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合作新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力量，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一是合作理念创新，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找到了新方向，降低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什么样的行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理念。自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贸易带动了投资，形成了全球分工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但贸易合作的理念是单一维度的，仅仅依靠自发的市场竞争力量，容易产生明显的全球“马太效应”，带来全球的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世界不确定性之所以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一带一路”建设超越了贸易竞争，更聚焦于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合作比单纯的贸易合作更能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能和发挥各国资源禀赋优势，更有利于创业和就业，实现包容性发展。这有利于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基础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高度契合各国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期盼。正因如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为倡导多边主义、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和行动指南。

二是合作机制创新，为世界各国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合作创造了机会。经济学家阿曼·阿尔钦认为，世界是不确定性的，只要存在不确定性，就不具有所谓的最优解，最多只有最优的概率区间。全球的分工合作也是如此，不能用确定性思维来把某种规则强加于人。但过去长期以来的国际经贸合作都是建立在同质化、确定性的假设基础之上。与之不同，“一带一路”建设所呈现的合作机制则充分考虑各国的差异性，它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合作框架。无论是互联互通的建设，还是民生、人文、气候等领域的合作，均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各国都可以从自身需要出发，共商共建，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一带一路”搭建的合作机制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和延展性，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现实需要，参与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绿色环保、廉洁惠民的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超越了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差异的合作平台，是参与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由于不针对和排斥任何国家和主体，任何国家只要有意愿，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其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和高效利用。

三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已经为世界注入了越来越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除了全球经济失衡以外，还与各国联通障碍紧密相关，更与全球治理规则跟不上全球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直接相连。近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着力点，更加注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更加注重构建公正合理的战略架构，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面合作新架构和共享发展机遇的新平台。目前，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由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区域，涉及经贸、金融、文化、信息、科技、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合作。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据世界银行测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6%至3.9%。“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显然，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顺应了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也让参与各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进一步增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认同感和参与度。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的增多，各参与国逐步结成了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整体，通过统筹协调和共同行动，为防范化解全球公共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经过近6年的探索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但我们也应看到，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仍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各参与国必须加快“补短板”，着力推动多边合作机制的完善以及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步伐，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作用，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大的确定性。

一是着力完善多边合作的长效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由于各国在法律体系、宗教信仰、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以及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理论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差距，相关政策协调、沟通、对接的成本较高，国际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参与方预期的不稳定性仍较大。这需要“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加强对话协商，尽快建立一整套清晰、稳定、透明的合作协商机制，实现各国政府在战略意图、落实能力、行为预期、利益诉求等方面的衔接契合和兼容互补。具体来讲，应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加大对常态化沟通机制、战略规划协同机制、经贸交流合作机制、投融资机制以及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力度，确保各项机制同步推进、均衡发展。在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应尽可能明确界定权利和责任，并实施奖惩并举、激励相容的运行保障措施。

二是着力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而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借助社会资本力量，弥补政府的投入不足，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选择，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动能。

基础设施兼具商业性和公共性，其收益的外溢性很强。基础设施对当地国家居民而言，公共性更突出，而对国际投资者而言，又是商业投资项目。因此，如何协调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矛盾，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重点考虑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如何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我认为，可积极运用国际上已经广泛运用的PPP模式，并可将其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建设的首选。具体来说，一是要针对各国具体情况，不断创新完善PPP模式，推动各国政府与市场资源的创新融合，在解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同时，切实保障项目投资方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推动各国PPP市场的对等开放，在法律、财税、金融、标准以及流程等方面为推广运用PPP模式创造条件。

今天，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正逐步迈向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必将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的确定性，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