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是觉得如果我说出来，可能我后面会少一些人遭遇我同样的事情？

怡冬：对。我觉得因为有了孩子，我的内疚感更强烈了，我觉得我一旦说出来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我尽管晚了15年，但是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解说词：怡冬发起提议之后，受害者们经过了漫长艰难的心理斗争，终于决定实施举报。去年6月，由怡冬牵头在微博上发出了举报帖，其他受害者随后以实名跟帖，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他们还公布了一个邮箱，起名叫

振浩：八十年代末到最近这几年，都有同学通过这个邮件和我们沟通。

记者：跨度几乎有二十年了。

振浩：对，二十年左右。

解说词：除了在网上举报，受害者们也曾经考虑诉诸法律，但他们遗憾地发现，法律无法给张大同任何处罚。

怡冬：咨询过律师，发现张大同在法律上是没有责任。我确实是没有想到，14岁以上的男性是完全不受保护的。

解说词：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强奸罪只有在受害者是女性时才成立，而猥亵儿童罪只适用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以，如果是14岁以下的男孩，即使遭到强奸，也只能以猥亵儿童罪起诉，一旦超过14岁，就找不到任何法条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付晓梅：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空白。

解说词：付晓梅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她曾经办理过6起男孩被性侵的案件，深感法律空白带来的尴尬。

付晓梅：男童被侵害的数量可能比女童要少，但是他们伤害的程度，不比女童低。记者：你发现自己手里没有法律能够去保护这个孩子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付晓梅：很痛心。法律不给他一个说法，那么对他的伤害又加重了。

解说词：虽然无法追究张大同的法律责任，但受害者们的网上举报，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面对校方调查，张大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天，学校就宣布将张大同免职解聘。这张照片里的少年们终于在多年之后，用自己的勇气回击了性侵者。之后，他们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回到了如常的生活当中。但是最近，另一张照片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事情还没有结束。这是张大同和一群学生的合影。虽然他被学校免职，但却又被多家培训机构聘请为指导老师。一个在20年里曾侵犯多名学生的人，还能继续以名师的身份近距离接触孩子，这让当年的受害者们感到，他们有必要再次站出来做出提醒。

怡冬：没有法律来惩罚他，我已经非常地失望了，能够让他再有机会接触未成年的学生，我觉得是一种失败。在美国，性侵方面的犯罪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辈子翻不过身来的。

解说词：怡冬说，在美国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悲剧，促使法律对性侵前科案犯出台了非常严厉的限制措施。1994年，一位名叫梅根的7岁小女孩被有性侵前科的邻居强奸并杀害，2005年，同样的事件再次发生在一个叫杰西卡的9岁女孩身上。这些悲剧都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推动政府颁布了《梅根法案》、《杰西卡法案》等一系列保护孩子的法律。根据这些法律，有性侵前科的人将被终生严格监控，不得再担任和孩子有关的工作，也不得踏入孩子聚集的场所；他们的个人信息也会被终生公示，供所有人随时查询。如果有人想知道附近有没有犯过这种罪行的人，在公示网站上输入地名，就能查到相应区域内所有前科案犯的详细信息，包括照片、身高、住址等等，连发色、纹身、疤痕等细节都罗列其中。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性犯罪者信息公示网络。但这种公示制度也一直伴随争议，有人提出，犯罪者出狱后就是普通公民，这种公示存在侵犯隐私、有罪推定的嫌疑。赞成公示制度的人则强调：恋童是一种性嗜好，它有难以自控的特点。国际精神治疗领域权威吉恩•阿贝尔曾经做过研究统计，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有恋童倾向的人一生中会多次侵犯孩子，少的20多次，多的达到200多次。

李玫瑾：嗜好这东西它不是认识性的问题，就是有认识有时候也很难控制。比如说知道抽烟对我身体不好，可是我不抽我就觉得难受，性的嗜好也属于这一类的，有时候身不由己的。性一定会涉及到他人，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那么把他的情况公诸于众，我认为这个是可行的。

解说词：近两年，有几起涉及外籍教师的事件曾引发关注。2012年，曾在北京、大连等多地任教的英国人尼尔•罗宾森，被发现是英国警方通缉的性侵儿童的在逃犯。另一名在南京任外教的美国人卫斯理也被查出，此前在美国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性侵儿童罪入狱，曝光他的网友正是通过查询美国性犯罪者公示网站确定了他的身份。检察官付晓梅告诉我们，她也曾遇到过一个案子，一名教师猥亵了学生，出狱后却又到另一所学校应聘成功，再次作案。付晓梅个人认为，目前我国要建立详尽的公示网络并不现实，但有必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避免有性犯罪史的人再从事和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付晓梅：我觉得《梅根法案》在我们国家可能实施不通，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太多了，流动性比较强，这种情况下可行性很小。我个人认为目前来说可以做到的，就是我要招聘一个人，我可以查一下他的犯罪记录。

记者：我们国家这些单位去招聘的时候，想去查一个人有没有性犯罪的历史，方不方便能查到？

付晓梅：公安部门可以查到这个人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了，但是比如说我检察院我都很难查到，招聘机构它就更难查到了。

解说词：在付晓梅看来，香港地区2011年开始实施的《性罪行定罪纪录查核》制度值得借鉴。政府提倡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岗位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提交自己的性犯罪历史纪录。这份纪录只要本人到相关部门就可以很方便地办理。有性犯罪史的人不可能拿到清白的纪录，自然也就会知难而退。

付晓梅：做了这个工作，可能对于整个孩子的安全都是一个保护。

解说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索，如何完善法律制度，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远离性侵犯。但让人忧虑的是，性犯罪的一些特点，使得法律有时存在难以抵达的空间。一是不少性癖好异常者即使受过法律惩处也还会重复作案；二是有的受害者和家庭会出于恐惧或羞耻感选择不声张、不报案。甚至有些年幼的孩子受了侵犯还浑然不知，使得性侵者的恶行成为不为人知的隐蔽的罪恶。

张敏：我们还有一个案例里面那个孩子的话，就是觉得跟我玩呢，对我好，然后才这么亲密接触我的。办了这么多年案子以后，觉得最最迫切的就是性教育的问题，得让孩子首先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底我们讲到一个什么尺度，大家都是比较困惑的。

记者：到底该怎么跟孩子讲有关性的知识，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困惑。我问了一些和我一样70年代出生的朋友，他们大多回忆说，父母亲从来没有和自己聊过任何关于性的话题，而在学校，只有生理卫生课本里有几页关于性的知识，但是老师会跳过去不讲，甚至有一位朋友说，他拿到课本的时候，那几页纸已经被订书机给订上了。我很想知道又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孩子从父母和学校那里能得到什么样的性教育，和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不同呢？

解说词：如今，当振浩再回忆往事，自己都有些惊讶于当年的懵懂无知。他告诉我们，当年受侵犯的男生们，几乎都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件事和性有关，本能地感到羞辱，但在彼此交流之前，他们并不能确定张大同行为的性质。这也让他们深切地感到，告诉孩子相关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