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发树恐怕很有些郁闷。当初，在聚光灯下宣布捐出市值83亿的股票成立慈善基金会时，这位福建首富也许想不到今天如此狼狈的光景。面对公众纷纷质疑“为啥迟迟不兑现承诺”，他的基金会终于在本月初作了回应——“新华都董事长陈发树在基金会成立之日即捐赠1亿元本金；过去两年，通过捐赠股票的收益，又持续向基金会捐赠1.87亿元。”至于“股票未过户”，声明称，“我国慈善税收及相关配套政策尚不完善，股票过户将产

    陈发树的尴尬，他老乡曹德旺遭遇过，王健林在不远的将来也可能遭遇。由于向基金会捐赠股权须缴纳约25%的所得税，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承诺捐赠市值35.49亿元的股票后，不得不缴纳了超过6亿元税收，他虽愿自己买单，却在私底下表示了不解；前不久表态“如商业地产上市就考虑捐赠股票成立基金会”的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不知是否已为高额税收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国内，捐赠股权做慈善还是个新兴形式，但今后可能成为大额捐赠的主要方式。因此评估乃至考虑改变现行的税收制度，事关大额捐赠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前景。”专家认为，与其一个劲地冲着陈发树追问“为啥不兑现承诺”，不如探究此事背后的制度瓶颈，这更有意义。

    怎么算税收这笔账？

    记者请教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时，他算了一笔账：在国内，由于向慈善机构捐赠股权尚无免税优惠，捐赠人捐出股票后，最高可能要缴纳相当于其市值25%的所得税；而且，慈善基金会获赠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后，所获收益仍需按25%缴税。“比如，陈发树承诺捐赠的股票，如按市值83亿元计算，须缴纳20多亿元所得税。这一来，慈善还没做，基金会可用于做慈善的资金已少了一大块。”

    “25%税收对大额捐赠是一个障碍。”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教授说，持股无须缴任何税，转让给基金会却有大额税收，这会让有意捐赠者望而却步。

    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长期研究税法的朱大旗认为，上述计算“简单化”了：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无需缴纳所得税，超出12%的部分则要缴25%所得税。“不精确计算并说明83亿元股权捐赠额与企业利润总额的关系，就简单说缴税太多，以此为由不兑现承诺，缺了点说服力。”

    政府和民间力量应互补

    面对新出现的股权捐赠，法律法规是否滞后了？

    “从行善成本看，我们比一些欧美国家高出25%左右。”王振耀举例说，曹德旺为捐赠市值35.49亿元的股票而缴税6亿多元，但在美国、英国和我国香港地区，捐股无需缴纳所得税。“比尔·盖茨发起成立的基金会现在是美国第一大，持有股票市值达300多亿美元，而捐赠人并未为捐股缴过税。”

    微博上有人提出：“把股权过户给基金会，就算产生了巨额税款，这部分钱不也将用之于民？与做公益有很大分别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对此解释，这实际是在问：这笔钱以税收方式给政府，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者以减免税方式给公益慈善机构，由其提供公共服务，选择哪种方式更好？

    他认为，在建设公共设施等诸多领域，政府的实施能力更强，而在社区提供专业、创新的服务，公益慈善组织利用资源的效率更高，“能依靠民间力量自我解决的问题，就该鼓励民间来做，这是社会管理和服务创新的核心。教育、环保、社会救助、医疗……是政府和公益慈善组织都试图解决的问题，双方完全可以互补，因此通过减免税让渡资源，鼓励更多民间力量投入公益并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何乐不为？”

    缺乏包容也是种“瓶颈”

    陈发树至今“诺而不捐”是事实，但网上来势凶猛的集体质疑，让邓国胜教授有些坐不住：多捐是“作秀”，少捐是“铁公鸡”，捐款迟了被说成“诈捐门”……表面舆论底下某些情绪的暗流涌动值得关注。

    “不管是不是‘作秀’，只要捐了就该尊重人家！”他指出，眼下许多人对公益慈善的认知还较片面，对捐款人强加了很高的道德要求。

    不少人热衷于追问“捐款动机”，对捐款人“到底想要干嘛”议论纷纷，倾向于做负面的猜测；但对于公益慈善体制、捐赠程序和善款使用效果等关键问题，反倒没几个人关注和思考。

    “有的企业家做慈善确实有自己的‘算盘’，比如提升个人和企业的社会形象、知名度、美誉度等，这无可厚非。”在王振耀看来，目前公益慈善在国内还缺乏包容、宽松的环境，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发展瓶颈”。邓国胜直言不喜欢“诺而不捐”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