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革被刘永好称之为“转型”。他描绘了一幅极为清晰的转型图景：从以自给为主到以商品为主，到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发展；从单一产品到肉蛋奶产业链；从单个农民独立生产到联合起来求发展；从不求外援的自身发展到整合配套社会化的大服务。新希望的目标极为清晰：联合起来求发展。

    “为这个变革已经准备20多年了。”刘永好说。

    是什么让他有如此强大的激情历三十载而不怠？他的声音极低，

    很早，刘永好就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天赋。1969年，那是一个在自家自留地上种点菜都可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年代，到农村插队的初三学生刘永好成功说服生产队长走乡串户卖爆米花，他的想法很简单，为生产队赚点钱。

    三个月下来，他们的收入将近1000块，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多年后，刘永好颇为自得地回忆，“这算是我的第一桶金吧？不过是为集体挣的。”

    那个时候，刘永好并未意识到，这种能力将在十多年后，为他的人生注入前所未有的能量。1982年，刘氏兄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创业。

    这一年并非创业的最好时机，甚至称得上最坏的年头。温州的“八大王事件”让早先创业的人们心有余悸。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打击投机倒把”，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等八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早两年的黄金时期似乎过去了。1980年6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但是到1981年，口径出现了大转变。国务院先后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刘氏兄弟并非不知道这些运动。那两年，他们一直谈论的话题从未离开过“创业”这个词。1982年8月上旬，四兄弟齐聚到老三陈育新家里开会。

    “工业不让做，城里不能做，而农村农业的发展很不错，我觉得尝试一下农业应该不错。”刘永好这样判断。

    当年的这个判断，成为之后三十年间，庞大农牧产业帝国的源头。

    私营企业有希望

    相比“八大王”，刘氏兄弟的际遇显然好多了。虽然，也会有“不务正业”这样的私下评价，总体而言，他们仍然能够小心翼翼地对付敏感的政治环境。

    1988年，得益于当时政治改革的大气候，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出现了私营经济这样的表述。

    即便如此，大环境的变化仍然给刘永好兄弟们的事业蒙上了阴影。

    那位曾经引来多位中央高层领导批示过问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被关进监狱。

    国家对私营经济的整顿开始了。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量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数量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了多半。

    更为麻烦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又开始热烈讨论起来，新生的民营经济无疑更多地被认为姓“资”，这些企业的所有者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剥削阶级”，这种倾向一直要等到三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才得以矫正。

    几年前还被当成优秀典型来表扬和宣传的新津希望饲料厂(当时还叫做育新良种场)，从参观者络绎不绝变得安静下来。

    刘永好和兄长们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早先去一些国营饲料厂购买原料一直畅通无阻，这几个月受到的阻拦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的说法也变得越来越不明确了。

    成都市一位领导到新津检查工作，他专门去税务局看各类企业的缴税状况，然后指着希望饲料厂的缴税记录质问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他们生意那么好，查查他们税收！”

    这件事情让四兄弟担忧到了极点。刘永好和陈育新去找钟光林，决心把企业交给政府以换得企业的平安，唯一的要求就是仍然让自己来管理。

    好在事情还没有到这一步。

    1994年10月，刘永好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在1949年后的第一位民营企业家副主席，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体制边缘的民营企业家开始逐步被吸纳进主流体制之内。

    此前1993年全国两会上，刚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永好作了《私营企业有希望》的大会发言，刘永好断言：“私营经济终于和国有经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逐步到来了。

    “有朋友说我在大事面前勇于面对，当行业处于困境时，敢于冲出去。”回头去看，刘永好如此解释自己的勇气。一旦进入国家参政议政的层面，民营企业发展存在的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刘永好关注的重要领域。

    民营企业“融资难”作为一个长久难题在这个时候开始凸显出来。早年创业过程中，刘氏兄弟向银行贷款就曾被拒绝过。

    1993年3月，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工商联小组会议，刘永好作了惊人的发言：邓小平南巡后，民营企业发展明显加快，不少民营企业为国家社会做出了贡献，但融资难是个大问题。现有的银行全是国有银行，机制老、问题多，民营企业贷款非常困难，若是有专门为民营企业贷款的银行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