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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亿之罪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出台,这为信贷疯狂定下了基调。“那时,有一段时间,工信部、发改委几乎每晚灯火通明,加班批项目。因为,第一笔拨款下来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出去,否则,下一笔钱就进不来。”一位在部委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
刘蕾是2006年进入民生银行(600016)信贷部的。在她客户经理的职业生涯中,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信贷最松,就像“掉了扣”似的。“一些批了一年多还拖着的项目那时都落实了。评审还说,我们不放款,别的银行就捡便宜了。”
究竟有多“宽”?刘蕾这样解释,平常,客户经理看项目,不仅要考虑企业在2—3年内能否保证资金正常周转,还要考察其5年内的规划,甚至10年内能否上市。但那时,只要满足第一个条件,贷款基本就能得到批复。而且,银行 也鼓励业务员放贷,“比如,A拉到了1000万存款,而B放出等量贷款,以彼时的考核标准,后者的绩效要高于前者,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收入。”
而银行“冲动”放贷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地方融资平台,以云南为例,该省的一位银监局人士透露,该省的平台债务初期估算约有2000亿。
“债务就是这两年开始增加的,尤其是4万亿下来之后。”上述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地方政府借助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强,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巨大,一般都是找国开行、建行,一次签约就是上百亿。”
而依据目前针对融资平台的审查,2008年之后,银行在刺激经济的基调下进行的“突击放贷”,“滥放”似乎是普遍行为。譬如,今年4月,某商业银行针对南方某省地方融资平台进行了全面清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还款来源不足,包括地方还款承诺尚未落实、偿债能力不足等情况。比如,2010年5-9月,该行某支行曾先后向区一级城投公司发放三年期固定资产周转贷款3笔,总计5亿元,用途为路桥建设(600263),贷款本息原定由区政府财政偿还。然而,至今,该企业未提供区政府承诺还款的任何有效书面文件。
就是在这一场“信贷潮”,货币从央行源源流出。据统计,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9.59万亿元,同比增加4.69万亿元;2010年的这一数值为7.95万亿元。
而当所有这些货币在市场流动时,高物价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2008年以来,采取了最激进的政策来保增长,贷款一年发了10万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吴庆告诉记者:“这是这一轮通胀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因素。”
一方面是信贷潮造成可能的货币超发,而另一方面则是外汇占款冲销成本增加。
“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庞大,而且增加得很快,”曹远征告诉记者,“央行必然要进行对冲,资产负债表在不断增大,随着央行的资产越多,央行的负债就会越多,这也是造成目前货币超发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从那个时候开始,国内的物价水平远低于我们的贸易对手,这就会产生升值压力,而我们的开放程度很快,这种压力就会通过市场表现出来,”吴庆告诉记者,“人民银行虽然很努力去维持平衡,汇率也不想提高,通胀也不想让它起来,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而人民币长期的贬值,就无法国际收支平衡,吴庆指出,这其实是造成货币超发的国际因素。
收缩货币
2010年年末,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新年致辞中提出2011年将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象征着中国的货币政策转变,紧缩代替宽松成为主题。
随后出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201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初步预期增长16%左右。而要想保证这一目标实现,2011年央行信贷总量必须要控制在7万亿元左右。这也就意味着2011年银行的放贷空间陡然变窄,而银行也在悄然地变化着自己的主要业务。
“目前,存款是各大银行的头等大事。甚至在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有些业务员分配到的业务指标是1年拉1个亿的存款,如果完不成,分行将出具一封警告信,限其一定时间内达标,否则将面临‘开除’。”沪上工商银行(601398)某支行个人贷款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紧缩信贷是直接从总量上对货币供给进行调配,也正如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周其仁表示的那样,“实行紧缩政策,加大生产,对抗通胀”。
但事实上物价还在上涨,6月的CPI同比增长达6.4%,创三年来的新高。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则导致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钱荒。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在加大,整个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突破了1比6.5的心理关口,一直维持在1比6.484到1比6.468之间。
显然央行的压力还在不断加大,通胀和人民币升值都在消耗着央行的调控手段。
“要想压低通胀,又不想人民币升值,这是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曹远征如是告诉记者,“人民币升值本身就是压低国内通胀的一种措施,要是能做到国内不通胀,同时汇率不涨,那可以说是创造奇迹!”
相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曹远征对紧缩的政策效果表示认同,“紧缩政策实际已经有效了,食品和能源价格,也就是核心通胀率实际在持续下降,紧缩货币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
曹远征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和农产品(000061)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这里有国际因素,农产品上涨影响较大,CPI上涨6.4%中的4%都是农产品造成的,”曹远征说,“但是农产品涨价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和货币供应并没有太大关系。”
相对于曹远征的乐观,吴庆则表示紧缩货币政策并不能有效处理问题。“目前的选择还是让人民币缓慢升值,这就意味着以后这种通胀高企的情况还会发生!”
“我不同意现在中国还有货币化的空间,也许在过去还有,现在就未来讲,中国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市场化?”吴庆反问道,“特别是目前还在逆市场化,比如住房政策。所以目前的货币超发已经不是市场化可以处理的了。”
很显然,要想处理目前的通胀问题,紧缩政策之后,汇率政策调整是不得不考虑的了。
“人民币升值,怎么才算升到位,这个没人会知道,”吴庆告诉记者,“但是让人民币稳定快速地升值,对缓解通胀压力肯定有所帮助。”
比起让人民币升值到多少才能彻底释放通胀的压力,吴庆认为更重要的是选择让人民币升值的策略,“我们有很多的策略可以选择,比如目前的一篮子货币策略,还有类似美元欧元的自由浮动策略。”
“中国已经是超越日本、超越德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币自由升值?”吴庆反问道。
那么人民币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升值策略?如何才能比较稳妥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措施,解决国内通胀高企的国际因素呢?吴庆指出这里存在一个策略比较,衡量利弊的问题,“但是强大的经济都是选择让本币自由浮动的。”
“当前的人民币升值策略不可以持续下去,如果持续下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马来西亚遭遇到的困境会在中国头上发生,”吴庆最后说道。
而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也表示,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超发,治理通胀的政策应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人民日报》19日引述周其仁的话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若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周其仁表示:“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