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闻客户端 特约撰稿人 吕淼

近日，浙江日报刊发了两篇报道。一篇题名《“老大哥”坐不住了》自剖对传统产业依赖过重、县域印记明显、创新发展活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品质不高、干部知识结构不尽合理等诸多问题。

下篇《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希冀从发力新兴产业、优化传统产业、提升城市能级、整治生态环境、全力筹备亚运等方面把握时代机遇再出发。

老牌工业强区的姿态，为全省各区县作出了表率，也引发了兄弟县（市、区）的强烈反响。比如，诸暨日报就在头版刊发文章《萧山坐不住了，诸暨坐得住吗？》，不无忧虑地提出：“当别人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我们的发展是不是慢了？”

萧山遇到的问题，在浙江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存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萧山看浙江，县域经济的出路在哪里呢？

“老大哥”为什么坐不住

在省报头版头条自曝其短，“老大哥”的姿态很低。有人开玩笑说，就好像是萧山在全省人民面前做检讨。

实际上，“老大哥们”坐不住了，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原因。

首先，传统产业和城市形态可能经历重新洗牌，这是大势。近年来，互联网应用在中国城乡迅速普及，第三方支付、社交网络、互联网金融等业态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形态。

一方面，网络经济会打破传统商品交易模式，催生大批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推动城市产业结构更新调整，极大丰富城市功能和内涵。

另一方面，在约束城市发展的诸多门槛中，网络经济的发展也会促使空间距离沦为次要因素，弱化生产要素高度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推动城市和产业空间布局分散化。最终可能导致，大都市圈周边的产业集群以及部分中小城市的超级商业区，不再成为必要而走向裂解。

其次，跨区域梯度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中。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尽管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支撑，但我国区域经济的总体特点是东重西轻、非均衡发展。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宏伟战略的提出，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谋划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

对于浙江而言，区域发展格局已经由 “沿海一竖”转变为“π”型结构，对于义乌、嘉善、松阳等县域发展有着重要利好，有望构筑新的战略增长极。

最后，老大哥们过于保守稳健的心态以致错失机遇。改革开放以来，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我省县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三个因素导致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面对新事物、新机遇不敏感——

内部要素紧缺、外面环境骤变，是他们创业多年以来未曾遇见的，从小商品经济时代向大都市时代角色转换经验不足；

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这些老牌民营企业家在作出战略决策时往往偏向于“短平快”的方法，如选择投机房地产和直接到要素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建厂；

从家族企业向经理人制度过渡，仿佛一直在路上，产业结构转型往往相对漫长和艰难。

县域经济转型的三大支撑

再说回萧山和余杭。

萧山是萧山，余杭是余杭。2008年，萧山的GDP是余杭的1.9倍，2018年，余杭的GDP是萧山的1.1倍。

余杭有阿里光环加持，但耀眼的光环既掩盖了余杭本身的努力，又淡化了余杭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隐忧。

目前互联网产业还是余杭的支柱产业，但互联网红利期究竟还能持续多久，谁也无法准确预测。反观萧山，既有老工业基础，还具有时空轴上的黄金时代机遇。

《浙江日报》在报道中提到，“时间上，2022年之前的亚运筹备期和后亚运时代，萧山城区的现代化、国际化水平必将大为提升；空间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浙江省打造大湾区、杭州‘拥江发展’、建设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等，为萧山带来重大战略叠加的机遇”。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对于浙江经济四十载的发展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长期是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县域城市经济发展是个长期过程，也是项综合复杂的工程，要保持长期持续增长，必须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目前来看，县域经济转型或有三大主要支撑——

一是技术创新供给，即从劳动力、资本的扩张转到依靠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上来；

二是结构改善供给，即从产品的低端重复建设转到高附加值、个性定制化上来；

三是制度优化供给，即从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体制转到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体制上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县域经济迈向大都市区

“老大哥失势”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只要把握好机遇，未来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国外也不乏同样的例子。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受困于环境污染、社会问题、要素与发展阶段偏离等问题，城市经济衰退。

然而，也正是这种受困状态促使城市转变发展战略，通过应用新技术、调整产业结构以切换发展思路，使得城市经济得以复苏，甚至走向更高发展阶段。

县域经济的转型，不妨从大都市的转型中汲取养分。

典型者如纽约，二战前是美国制造业中心，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30年间制造业工作岗位曾锐减30多万。得益于产业政策的调整，纽约集聚了一批高精尖人才，同时也由以生产为主的制造中心演变成以商品和资本交易为主的金融贸易。自20世纪50年代起，纽约政府对于高新技术实行房地产税减征5年计划，有利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升级。

又如新加坡，在“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的过程中，制定了包括特准国际贸易计划、商业总部计划、跨国营业总部奖励等差别性优惠政策，目前已经集聚超过4000家跨国公司在这里建立地区总部，包括葛兰素史克、埃克森美孚化工等世界级企业。

其实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这两年已经引起各方面关注。比如，引不进、建不起大项目，互相在低档次无序竞争，重复建设，局部甚至成为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阻力。

县城经济虽然活力张扬，但明显缺乏大城市观念开放、人才、资金技术信息汇聚的比较优势，而后者恰是产业创新升级的必备条件。

浙江省决策层近年逐渐倾向于坚信，城市化尤其是以大城市为内核的都市化，才是浙江经济未来的希望所在，大都市区才是营造先进生产力的最佳物理平台。

其实这一点，2010年，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在《浙江省“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中已有反思：长期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县域经济推动，建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应该实行中心城市带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大都市区，是区域经济和城市化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高级功能形态。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浙江开始全力建设大都市区。前不久，浙江发布了大都市区建设的总目标和具体部署：努力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金南翼。

浙江县域经济出路何在？大都市区时代，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有更大的格局，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中，重新找准自己的定位、界定自己的角色，向都市区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