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多见，2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国内新闻”从《文汇报》摘录一则：“在国内买‘中国制造’为何反而贵”。这是个老话题了，根本不“新”，但是之所以被《电讯》拿来，是因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尹翔硕教授的解释颇有说服力。他认为，制造企业在国内市场经营需要承担比在国外市场更高的贸易成本,结果推高了“中国制造”的国内终端价格。

    举例来说，一件“中国制造”的兔毛大衣,贴着外国商标,在上海

    尹翔硕教授认为，直到今天，国内市场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虽然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但其实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又由于分税制等原因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省与省之间实际存在着贸易壁垒。这种分割的市场直接导致了市场进入成本较高。此外，还有隐性成本支出,所谓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上,一家企业要拿到订单,要花多少钱请客送礼?又要花多少钱去讨回货款?种种“公关费用”都要算进贸易成本,结果消费者面对的零售价格就高。

    网友“黄海富”干脆说：一是贵在流通环节，产品从生产厂家出来后，要经过好几个经销商才到消费者手中，本来一百元的出厂价，到消费者手中已经翻了好几倍了，这些经销商为了获得利润，每个环节都在提价；二是经销商运行成本高，一要交这税那税，二要交门面租金、员工工资、运输费用、日常的办公费用，为了获得利润不得不提价。——这种开拓国内市场的“代价”只能证明：成本高、风险大，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大大抬高了交易费用,侵蚀了它们产品的利润空间。

    说得一点不错，“中国制造”国外便宜国内奇贵跟关税没多大关系，而跟国内市场没有高度市场化有关。手头举三个例子说明：一是菜农的遭遇，菜在地头很廉价，可到餐桌上要翻许多倍，菜农并没有赚到钱；二是街头烟酒店也好，商场里的品牌“中国制造”也罢，虽然乍一看生意冷清，但都是一天卖出一瓶酒或者一件衣服，就有可能顾住房租等费用，再卖，就是纯赚，暴利第一；三是最近的“吴英案”，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吴英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因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不能不面对，咱们所处的市场经济需要打问号的地方太多太多，这也是“中国制造”在国内不能不贵的关键之所在。

    当天《中国青年报》有则“当上海的生活成本高过纽约”的评论，作者呼吁在工资福利收入与房价、读书、看病等生活成本“倒挂”的背景下，政府要“还富于民”，把更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到民生领域，让百姓的生活负担得以显著减轻，实现“国富民强”。其实，这还远远不够，更应该透过“中国制造”在国内不降反贵为老百姓“增负”这种现象，审视“WTO”多年以后，为何距离“市场经济”还有200年呢？这才是一件令人揪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