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以开诚布公的方式拒绝“富二代”，不是绑架社会矛盾，更不是以噱头炒作，按照企业的说法，这是他们的真实诉求，是总结招聘经验后的无奈选择。企业招聘一方面有不同的偏好，同时在某些方面能达成共识，然而将“富二代”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其他人相隔离，却不多见。这与当下社会“富二代”的整体形象有关，一定程度上说，企业拒绝“富二代”可能会伤及无辜，但总体而言，它是市场的选择，甚至也是社会的选择。

    与“富二代”相关的话题总能引发舆论的围观，一个标签化的个人一旦进入媒体的视野，进而演变传播学中的关键词，往往将成为公众评价一个事件的常用话语，久而久之，就被塑造成社会成员对某个群体的普遍观感。自杭州“70码”事件后，“富二代”话题此消彼长，在不同的领域反复被讨论，搜索发现，“富二代”话题的相关微博数高达500多万条，同时，此话题也经常见诸传统媒体，相关新闻的微博数多达50多万条。伴随着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和标签文化的普及，“富二代”的困境也就此形成。

    更重要的还在于，舆论对“富二代”的评价已经超越了标签本身，它还夹杂着某种持续已久的道德评价，由此导致，一种正当的社会行为，比如富人奢侈消费，都会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因为“富二代”话题不仅寄托了大众对贫富分化的焦虑，还有着对为富不仁的控诉。在相对宽松的舆论氛围中，两者构筑了一种“后革命”的话语，他们的对立不是基于阶级立场，而是经济处境的差别。双方的自由有着不同的用途，对穷人而言，可能导致“革命冲动”，即对富人的偏见，甚至是仇视；对富人而言，则倾向于一种“消费冲动”。两种冲动都缺乏对社会责任的考虑。无论是穷人期待“富二代”为富者仁，还是“富二代”们偶尔的觉醒，大多不是社会伦理作用下的普遍共识。

    拒绝富二代非逆向歧视

    “富二代”所遭遇的歧视，尽管就其正当性而言不尽合理，但是却并未受到“富二代”的反抗，这样一个话题不会削弱“富二代”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在企业对“富二代”员工劣迹的描述中，诸如纨绔子弟玩世不恭的形象衬托出的优越性反而有所增强。

    这是因为，这样的歧视并非是制度性的，而只是某个企业的一厢情愿，它还不构成所谓的“逆向歧视”。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平权运动”，提高了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但1978年的“巴克案”暴露了这场运动的弊端，即产生了“逆向歧视”：黑人受歧视被过度担心，导致歧视自然而然转移到白人身上。与此不同的是，武汉企业对“富二代”的拒绝不是制度性的，单就招聘行为而言，它只是企业的特殊偏好，即便它是出于某种正义感，也只是一种微弱的表达，如同20年前捷克杂货铺妇女“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振臂一呼。

    有评论者站在法律的角度，强调就业平等。“富二代”没有站出来表示抗议，这是因为贫富分化在当下中国越来越严重，富人本身很少歧视穷人，但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制度安排，歧视现象经常暗度陈仓，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或人际关系的远近，排斥着群体外的人群。而这，才是真正具备杀伤力的歧视。

    富二代遭遇社会排斥

    此次企业招聘拒绝“富二代”尽管不具备突发事件的舆论影响力，但是仍然受到了不少网民和媒体的关注，相关新闻的微博数多达1万多条。《长江日报》、《华商报》等媒体发表了评论，在韩福东的题为《富二代的负面观感》的评论文章中，作者认为，公众对“富二代”的观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即先富起来的人只能依靠自律而不能依靠文化力量制约其炫富冲动，“西方尚有强大的保守力量和宗教伦理，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使自由权利话语的负面表现不至于太过乖张，在中国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富二代’普遍接受的高阶教育，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在《长江日报》的评论文章中，作者则认为企业的这种偏好对“富二代”不公平。一种歧视现象所激发的讨伐能量，与其歧视的深度、广度有着必然的联系。“富二代”面临歧视却孤立无援，一方面与这种歧视名不副实的现状紧密相连，另外还与当下社会“富二代”的整体形象有关，一定程度上说，企业拒绝“富二代”可能会伤及无辜，但总体而言，它是市场的选择，甚至也是社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