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洋注定又要火了,在长春市委周洋举行的庆功会会前,面对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询问,“现在还有什么困难?”率真的周洋就表示:“我父母还没有工作!”高广滨当即表态:“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在这里,可以解决一下了!”(4月8日《信息时报》)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认为周洋有些贪得无厌,太把自己的冠军当回事了,甚至以此来实现那种令人鄙夷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
我倒不觉得周洋的这种要求有什么错,反倒觉得运动员终于不再被动的表现出一副假清高的嘴脸,让人欢喜。既然领导问了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非要把领导的关怀当成一种客套呢?只要是要求合理,我认为在这个场合提出来,要比事 后三番五次去找相关部门要待遇强很多,至少这种将要求摆在明面上,是一种实在的表现。此前,周洋“让父母过的好点”之类的话语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就是因为她说了一句实话,而这句实话要比无数句“感谢祖国”之类的措辞更有价值。
“我父母还没有”,周洋的又一句实话,说出一个忧虑,那就是周洋并没有隐讳中国运动员保障体系上的不足,以至于她趁热打铁的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这实在是一种极其英明的举动。想想很多世界冠军,比如同样在长春的,破过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邹春兰,居然沦落到一个搓澡工的地步,这难道不应让运动员提前为自己寻找后路吗?
运动员能够出成绩的时是块宝,一旦退役了,没有利用价值了,甚至连棵草都不是,这种地位的反差已经不是表现在一个两个世界冠军头上,而几乎成了惯例。如果说,我们的运动员退役了,国家会给很好的保障,甚至于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过重新在社会上觅得一席之地,我们可以说周洋是在贪得无厌。但是,如今的运动员退役很随意,真正像邓亚萍、罗雪娟之类能够吃冠军光环的运动员,少的可怜。于是乎,趁着人没走,茶没凉,用自己满足官员政绩的快感来获取相应的后路保障,何错之有?
我很讨厌有人说,运动员是国家培养的,不应该要求太多。国家为什么要培养运动员?目的还不是通过这个个体来实现所谓的国家利益?这是一种投资与利用的关系,只不过与一些民营企业不同的是,这个投资主体是国家而已。既然是投资关系,被投资者应有一些利益的回报,不应该吗?我们为什么总是将自己置于一种臣民的角度中呢?这种思想其实正是导致世界冠军退役后被冷漠甚至沦落为社会底层的依据之一。
因此说,不管是从运动员的个人性情,还是运动员的保障体系,周洋的这种要求都不过分。而真正过分的,是人们脑海中几乎被奴役了的臣民思想。而这种思想不改变,中国运动员永远都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只能是金牌民工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