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手术前，医务人员集体默哀。京华时报通讯员杨紫雯摄

母亲为送别儿子买来新衣服。京华时报记者赵思衡摄

昨天下午近3点，8岁男童小皓达被推进手术室，其双肾、肝脏被取下，3名受捐者的移植手术随即展开。小皓达的两只眼角膜则被送往同仁医院眼库，等待救助他人。几天前，患有脑胶质瘤的小皓达被诊断为脑死亡，父母带他到北京，想捐献孩子的器官救助需要的人（本报3月18日报道）。

昨天下午1点15分，武警总医院移植科，小皓达的4位家属来到医院，等待见孩子最后一面。在等候的时间里，家属都很沉默。

皓达的大姨、哥哥侧着头，瘫软在椅背上；母亲黄云芬茫然地看着前方；父亲王教波紧抿嘴唇，倚着墙低头站着。黄云芬用虚弱的声音劝丈夫，“已经这样了，难过有什么用，你这样他也会难过。”黄云芬开始整理给孩子的新衣服，蓝棉服、蓝长裤、蓝色球鞋……“孩子平时喜欢蓝色，也喜欢小动物，特别爱小狗。”黄云芬细数儿子生病前的喜好，身边的丈夫听后不语，默默地踱步到走廊，低声啜泣。

昨天下午1点45分，家属进入ICU病房，同小皓达做最后的告别。几分钟后，皓达被推入手术室。

4位家属返回办公室，王教波攥着黄云芬的手，一刻没有放开。黄云芬泪眼婆娑，数不清是今天第几次流泪。她捂住心口，闭上眼，努力地平复情绪。半晌，她掏出手机，开始翻看孩子生前的照片。

4个小时后，捐献手术成功。一直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终于松了一口气。对他们与小皓达来说，这是告别，也是重生。

>>对话

“儿子对我笑，像万箭穿心”

京华时报：为什么想到了捐献器官？

黄云芬：孩子2013年10月病发，被诊断为弥漫性脑胶质瘤。我甚至想，即便成为植物人也要手术，总会好的。可医生说，这种病复发率很高。做父母的用尽方法救不了他，只想帮他减轻痛苦。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帮孩子延续生命？我对器官捐献不了解，只是在电视里看过。我很纠结，不忍心想他有这一天，怕他走得伤痕累累。直到去年8月，孩子的发病次数增加。他对我说，“我不想死。”这一刻使我下定了决心，我要帮他延续生命。

京华时报：之前问过孩子的意愿吗？

黄云芬：这一年来，他很少哭，看我盯着他，就强挤个微笑出来，要安慰我。我真像万箭穿心一样。我有时哭了，只好骗他被爸爸欺负了，他都会告诉爸爸，“别惹妈妈生气。”

我曾经问他，是否愿意救别人，他说“我愿意”。大概一周前，他问我，自己会不会死，我回答，你要坚强。所以我怎么忍心告诉他捐献器官的事，想等到万不得已再说。可他去得这样快，根本来不及。

京华时报：家人有没有反对？

黄云芬：开始都会顾虑。像我和丈夫，各自纠结很久说出来，才发现彼此想法不谋而合。火化了就没念想了，这样他救了别人，自己也还活着。

他上小学不到一个月，没入少先队。就想要个红领巾，去天安门看升旗。之所以来北京，也是这个原因，我想孩子眼角膜的受捐者能代他看一次升旗。我知道受赠双方要保密，我不会强求，只是一个母亲的小小愿望。

京华时报：手术前一晚，你们的状态是怎样的？

黄云芬：我们夫妻一晚没有合眼。14日，孩子就已经脑死亡了，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可他躺在那儿，还有体温，就像没有离去。我们心情很复杂，手术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可是我们的心愿也完成了。

京华时报：之后有何打算？

黄云芬：还没想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带孩子来北京，之前一直想带他去一次天安门，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