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将近，不少人开始踏上回家的旅途。对于在外务工一年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喜笑颜开地回家吗？他们是否还在为讨薪发愁？

1月25日晚九点半，刘兴报给《法制日报》记者打来电话。

他说：“俺们今天又去讨薪了，刚回到住处。俺们住在小旅馆里，五六十元一天，三四个人一个房间。没钱吃饭，只能买几块烙饼放在包里，饿了拿出来就水吃。农民工讨薪太困难了。”

刘兴报已经在讨薪这条路上走了1年。2015年一年，他都忙着讨回2014年的薪水。

猴年春节将至，刘兴报和工友被拖欠的工资仍没有着落。

讨薪奔走一年无果

刘兴报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山区。儿子刚刚出生5个月，家里只有他一个劳动力。

2014年3月底，刘兴报来到天津市一处建筑工地打工，他做安全员。开工后，工地上缺人，他从老家叫来一些老乡。

说起和工地业主的关系，刘兴报觉得有些复杂。工地业主是某电公司，这家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石家庄一家公司，石家庄这家公司与刘兴报和工人们签订了合同。合同里写的是工资月付。

刘兴报告诉记者，石家庄这家公司让他们对外什么也别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给某电公司打工的。

刘兴报说，开工后，他和工人们的工资就被拖欠。看工地很红火，加之又与石家庄这家公司的老板认识，刘兴报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想先忍一忍”。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刘兴报想的那样发展。刘兴报告诉记者，工人的工资都是要一点给一点，后来是通过劳动监察大队才把工资要回来的。由于管理问题，刘兴报和一些管理岗工人的名字，没有被报上去，无法要到工资。

2014年年底，工程基本完工，刘兴报被欠工资12万余元。他和工友们走上了讨薪路。“在工地上打工就挣这点儿辛苦钱，谁家有钱还出来打工啊”。

一开始，刘兴报向石家庄这家公司讨薪。刘兴报或打电话、或去石家庄，但石家庄这家公司一直拖。后来，刘兴报发现，石家庄这家公司已经无力支付拖欠的工资。

一起打工的老乡向刘兴报打听情况，刘兴报向公司问到啥就转述啥。刘兴报说，自己家里人也连带着受埋怨。

2015年，有人给刘兴报介绍其他工地的活，但因为讨薪的事情耽搁了，没去成。

刘兴报和工友想到了向工程的业主某电公司讨薪。工人们手头的合同是与石家庄这家公司签的，某电公司拒绝承认。“你们跟我们没有关系。”刘兴报向记者转述某电公司的答复。

“俺们被推来推去”

“门上挂的是某电公司的牌子，安全帽、工作服上都印着某电公司的名字，怎么就不认账了呢？”刘兴报想不通。几经交涉后，某电公司让工人们找证据证明曾在工地上干过活。

“安全培训的时候，我们全员都参加了，都签过名字。他们手上有材料，都在公司里。”刘兴报说，在工地上干活的，有几个人手上有能够作为证明的手续，这让工人们去哪儿找？无奈之下，他想到搜集一些会议记录、签过字的文件。

刘兴报和工友又找石家庄这家公司开具了欠薪白条。

“某电公司说白条不行，律师说的才有效。”刘兴报说，他托朋友找律师进行了咨询，但请律师出面，两三次就要6000元。“俺们请不起”。

某电公司说，石家庄公司的账户已经被法院冻结了，那件事弄不清，不能给钱。

刘兴报了解到，某电公司说的“那件事”，是一起因工程材料款引发的纠纷。“材料款是材料款，农民工工资是农民工工资啊。”刘兴报不理解。

刘兴报和工友从新闻中了解到，《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出台，他们从网上打印下来带着。

刘兴报说，他们到某电公司讨薪，只能在大厅里等公司的人下来。“如果下来的是副总，就总是找理由往后拖；如果下来的是法务部的人，就跟俺们讲法律。俺们农民工哪能讲得过他们呢”？

“一分钱都不给你们。”刘兴报向记者转述对方的回复。刘兴报觉得自己和工人们占理，干了活了就应该给钱。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有底气说这样的话。

刘兴报和工友去过石家庄桥西区劳动监察大队，得到的回复是要找工程所在地劳动监察大队。

刘兴报又问工程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得到答复是工程已经交工了，要找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

为什么没有到法院起诉？刘兴报说，打官司怕是要用半年的时间，过年前解决不了。

记者问，有没有向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律师求助，或申请劳动仲裁？刘兴报语气里透出迷茫：“俺们也不知道联系谁能援助俺们。劳动仲裁不是管公司和公司之间的纠纷吗？”

“俺们去过信访部门。俺们希望能有个‘大官’来帮我们把工资要回来。”刘兴报说，“俺们老百姓想的比较单纯，打了工了就应该给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