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但欧洲却受创更重，现在仍陷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难以自拔。其症结与欧洲体制有关，比如，它缺乏一个强势的央行，也没有统筹大局的财政部，在具体决策上，欧洲也更为犹豫拖沓，远远比不上美国行事果决。同样是面对债务问题的难兄难弟，但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经验，值得欧洲借鉴。

在当前风雨飘摇的市场状况下，美国可提供给欧洲的最有作用的一条经验，在笔者看来，其实正是在经济界颇为

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声名鹊起”，是在1991年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中“完胜”萨达姆政权。对于这场速战速决战，时任美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总结说，“如果战争不可避免，比如‘沙漠风暴’作战行动，那就必须立刻行动，坚决果断，必须集中大量优势兵力，同时保持灵活机智”。

该概念随即被运用到经济领域。美国前财长鲁宾就曾表示，1995年美国出手干预墨西哥金融危机时，他就从鲍威尔理论得到了启发，拿出了“数额远超过我们认为所需要的资金”，最终成功平息了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中，面对遭遇灭顶之灾的金融市场，美国的对策其实也是“鲍威尔理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时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迅速拍板，促请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紧急救市计划。7000亿其实就是一个概数，按照保尔森的话，就是用一个足够大的数目，一是为金融机构“止血”，二是通过“止血”恢复资本市场信心。

正如今天许多欧洲人反对救援希腊一样，7000亿美元计划一经公布，也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一些人指责政府是在慷纳税人之慨，救助贪婪的华尔街，包括多名诺奖获得者在内的166名美经济学家致信国会，认为此举是劳民伤财、效果有限。民意不能不遵从，但保尔森也曾多次表示，政府也痛恨华尔街的冒险和贪婪，但当时压倒一切的问题是避免金融崩溃。

作为“鲍威尔主义”的体现，美国政府在落实该计划中也不无灵活性，比如原来方案拟定为政府出资购买银行不良资产，但最后考虑到此举仍不足稳定市场信心，财政部又拍板将其作为股权投资。此外，对于一些银行逃避义务的举动，美国财政部又采取单方面行动，迫令各银行必须在苛刻的注资条件下签字。

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一直颇有争议，尤其是救助华尔街的道德瑕疵，一直是美国社会愤怒的焦点，当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即是表现。但理性地看，正是这一大手笔且又具灵活性的措施，使美国最终避免了再次“大萧条”的命运。

相比之下，欧洲债务危机现在愈演愈烈，一些银行因风险敞口过大而陷入困境乃至有破产之虞，其实与缺乏可鼓振人心的大规模救助计划有很大关系。按照目前最坏的推算，即使希腊违约，欧洲银行业也只需要2000亿-3000亿欧元的额外注资，该数额大大低于美国当时的救助额。但欧洲却难下决策，根子还在欧洲的体制上。它没有美联储式的强势央行，也缺乏作为主权国家的统一财政，一些领导人囿于国内政治斗争，缺乏政治担当和勇气。

当然，即使欧洲最后出台一个天文数字般的救援资金，也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当前的债务沉疴。救助只能救一时之急，避免信心崩溃，而要治本，欧洲还须改正过度福利和财政无纪律之弊，否则，危机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