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以来，欧债危机反复发酵，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引爆银行业信贷危机的可能性与日俱增。欧债危机对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即将于10月23日举行的欧盟峰会能否出台彻底的危机解决方案？中国将如何应对？本期《中证面对面》特邀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和新华社国际部主任记者、原欧洲总分社记者尚军，分析预测欧债危机走势和欧元体系的前景。

　　高福利是危机诱发因素

　　张茉楠：首先，外部环境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全球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新兴国家发展提供的大量产能，压低了全球利率。欧美国家实际利率很低，使这些国家信贷无节制扩张，美国人借钱消费，欧洲人借钱支付过高福利。第二，美欧由此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并渐渐形成对外部债务融资的过度依赖。第三，竞争力和生产率极度差异化也是导致危机的因素。欧元区成员国的竞争力差距逐步扩大，德国、芬兰等国竞争力相比其他成员国稳步提升，希腊和葡萄牙等竞争力大幅下降，成为资本净流入国，即债务国，严重靠资本借贷支撑，透支消费，政府财政债务化，直至酝酿了“累积债务危机”。第四，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下产生的高税收与高劳动力成本，促使一部分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向新兴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大规模迁移，导致其自身产业空虚化，没有生产性增长。因此，当债务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只能使债务负担越来越高。

　　尚军：欧债危机引发了各界对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深度思考，欧洲以高税收、高福利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在当前还适合值得反思。由于高福利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因此酿成当前的危机。欧洲各国福利状况虽不尽相同，但总体较美国、日本和新兴经济体都高。以希腊为例，欧债危机前，希腊人的退休年龄平均为50多岁，甚至更早提前退休。欧债危机爆发后，包括希腊在内的欧元区多国政府将退休年龄一提再提，目前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左右，仍比美国和日本的平均63岁左右早。欧洲人大概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也比美、日要短，这些都导致欧元区部分国家生产率相对低下。此外，高福利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撑，就必然带来政府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增加了企业负担，削弱了欧洲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同样对欧洲经济发展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