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采访）

新华社南京站记者：

我们从家长那边获悉里面是有一些中小学教师，但是因为它是采取了完全封闭式的一种教学，不让旁听，也不让试听，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中小学教师到里面上课的确切情况和数字。

解说：

不仅如此，在南京明文禁止小升初考试后，这座学校反而变本加厉地组织考试，俨然成为当地择校考试的替身。

书人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它这种所谓星级学员评定，这个星级学员能够获得名校的认可，在取消小

解说：

课外补习到底是“补”有所值还是“补”不偿失？特别是它发生在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而一些教育专家结合国外中小学的课外现下教育，也从另一方面看到了我们的问题。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国外教育机构还有学校所提供的闲暇教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音乐、艺术、美术、烹饪、木工等等，学生能够坚守自己的个性和兴趣，而且他们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业。而国内我们现在的学生，其实现在不是兴趣驱动，是压力驱动、目标驱动，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貌似有很多时间用在学习之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到了高中开始厌倦读书，他进入大学之后就开始放纵，他就可能变得没有追求。

主持人：

其实真的想到学校之外去找一些比如说踢足球，或者说是为了兴趣而去画画，找这样好的补习老师的时候其实还真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在奔考试而去，背后的大背景是应试教育的背景。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秘书长施进军针对“补习热”也说了这样一番话，补习市场繁荣是华人社会一道“特别”的风景。我承认，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看到了专门有一个叫“补习一条街”，不过针对的是高考没考好，或者是说想考更好的大学准备的，特热。本来“补习”不可怕更不可恨，现在可怕可恨的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在职老师有偿补课，甚至参与高价补课，教育部门必须对此零容忍，严惩不贷，才是给大多数学生和家庭一个公平。

其实还有更缺德的，就是在自己上课的时候非常宽松，不讲多少真章，但是暗示你在补习班或者在校外补习的时候会讲更多真的东西，甚至会去押题，让大家、让学生，让家长给学生交钱去校外补习，这样的老师不更缺德吗？但是还真有，可能还不是特别特别少。

接下来继续连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杨老师，一直教育有关部门说打打打，要严惩不贷，但是现象却越来越膨胀，是什么原因导他们是管不过来还是怎么着？

杨东平：

还是因为他下不下决心，而且是不是动真格的。因为这种禁令其实这十年来下了很多，下的真不少，而且经常下，但是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有些地方严格依法行政，这个情况就会得到遏制，但有些地方就乱象丛生。

主持人：

乱象丛生的背后他也在喊打，为什么狠不下这个心呢？是利益作怪还是法不责众？

杨东平：

可能主要还是利益的问题，他不愿意痛下决心来改变现在这种重点学校的格局，真正改变择校竞争的这种现状。因为治理择校竞争有一些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教育部和国家规划纲要里面要求的，譬如说促进教师流动，不能把所有的好教师集中在少数学校，通过教师流动，通过示范高中的指标下放，就可以有效遏制初中阶段的择校竞争，这个很多地方都已经有实效了。

主持人：

杨老师，您一直在谈很多地方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办法，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您认为他们最成功的地方做到了已经补习班慢慢在消失，它的成功之处在哪儿，做了什么？

杨东平：

就是使得学校之间的差距比较小，学校均衡了，真正实现就近入学了，就没有课外补习的这种需求了。

主持人：

哪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呢？

杨东平：

最近像杭州、成都都有很大的动作，明显改善，但是有些地级市，像山西晋中都已经做到了零择校，真正是零择校。

主持人：

非常感谢杨东平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其实针对这件事已经快像“狼来了”了一样，大家不希望教育有关部门像喊狼来了的那个孩子，年年喊打，可是大家冷眼一看根本不打，而且法不责众，大家只好赶紧去交钱，继续去培训。

《河南商报》评论员王攀说了一段话，教育部门对学校的“禁补令”和给学校的“升学率”是一对矛盾。“补课”这一需求基本上成了学校、家长和一大部分学生的共识。于是，补课机构与学校、与出题者“暗合”，共同牟利，也就繁荣了补课市场。自相矛盾不破，利益瓜葛不除，想扑灭补课经济，不可能。是的。

我们有做得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做不好的地方，没做好的地方是不是要自己思考一下，究竟在哪些利益是不愿意放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