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4日报道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3日刊载题为《中国的新冠病毒追踪者采用福尔摩斯的方法追踪病人》的文章称，流行病调查人员像福尔摩斯一样，采取详细的询问和缜密的推测进行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追踪，他们发挥的作用在疫情控制中却是非常关键的。现将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阿瑟·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描述的那种老式侦探方法一直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武器。

虽然上海距离贝克街221号B很远，而且身边没有像华生医生那样的帮手，但作为上海700多个“病毒猎人”之一，流行病学家宫霄欢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踪线索，就像现代福尔摩斯一样。

几个月来，32岁的宫霄欢一直在追踪寻找该市的新冠肺炎患者，通过仔细询问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以查明他们和哪些人有过接触，从而阻止病毒在这个城市进一步传播。

宫霄欢说：“对于任何确诊或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的人，我们会询问他们在过去14天里做了什么、去过哪里、见过谁，这样我们就能对他们的活动轨迹有一个了解。”

她说：“我们的工作很像警方展开调查，我们必须非常仔细和耐心。”

宫霄欢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员。在疫情暴发前，她负责对肠道感染进行监测和调查。今年1月，她被派去调查她遇到的首个新冠肺炎病例——一名从武汉来上海看望女儿的50多岁的女子。

这名女子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当宫霄欢穿着防护服在病床边和她面谈时，她仍属于疑似病例。她后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

宫霄欢说：“当时我们对新冠病毒知之甚少。我们需要弄清楚所有细节，比如她是如何来到上海的、接触过哪些人。”

流行病学调查的目的是确认两个主要疑点：一是感染的来源，以便可以切断病毒传播；二是所有被传染的人，以便患者可以得到治疗或者隔离，防止疾病进一步扩散。

根据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在上海的330多个本地确诊病例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通过与其他患者密切接触而感染病毒的。到目前为止，宫霄欢已经调查了80多个确诊或疑似病例——对每个病例的调查时间通常在两到10个小时，尽管有时候调查可能需要花费更长时间。

她说，大多数患者都很配合，只有少数人出于隐私方面的顾虑，不愿跟调查人员分享信息。

宫霄欢说：“我会告诉他们，配合调查是他们的义务，否则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像所有优秀的侦探一样，她会确保每一个细节——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和社交媒体来收集信息——都能被准确捕捉到、加以核实和记录在案。

一个实际挑战是，并非每个人都能记住他们在过去14天里去过哪些地方、遇见过谁。所以宫霄欢会花时间帮助人们“一点一点地”回忆起来，从他们最近的活动开始，再到最早时候的细节。

她说：“对年纪非常大或者身患重病的人来说，我会跟他们的配偶或者子女谈话，而不是找患者本人。”

当然，追踪病毒的工作并非一直很顺利。宫霄欢和她的同事也有运气不佳的时候。她说，她和同事有时候会花好几天时间尝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

2月初的一个案例让他们完全卡住了，无法为两名居住在上海不同地区的患者找到传染源。这两人没有去过武汉，也没有见过武汉来的人。

在翻阅记录并进行分析后，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他们发现，这两人与另外一个人吃过饭，后者来自安徽省并且后来被确诊。

另一个谜团涉及一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70多岁的老太太。她独自居住，不善交际，也没有离开过上海。调查几乎没什么进展，直到大约10天后调查人员发现这位老人去过某个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在那里接触了另一名感染者。

通过福尔摩斯式的勤奋办案，“病毒猎人”再一次获得了成功。

宫霄欢说：“这项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因为）我们需要检查每一个细节。”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说，此次流行病学调查对于遏制新冠肺炎的蔓延至关重要。

他说：“这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但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这也是非常基本的。”

他说：“与一线医务人员相比，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会关注流行病学调查员。”他表示，在新冠疫情中，寻找密切接触者的重要性十分明显。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赵大海说，流行病学调查在疫情早期阶段对于防止这种疾病在社区内传播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