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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畅销书叫《野蛮生长》，作者带有一丝自豪的口吻介绍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的混乱规则中拳打脚踢的故事，吸引了很多的眼球。而在我们身边，有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的状态用野蛮成长来描述，几乎是最贴切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在目前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并不光明，他们就是城市新移民的第二代，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农民工二代”。

本文把研究对象定义为城市新移民第二代，这比称作“打工子弟”更为准确，因为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中独立开创商业和经营的也有相当比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季节性“打工者”，同时他们又不同于那些在外企或事业单位等工作而进入北京和上海的白领，这个群体集中地随同父母来到大城市生活，是近年表现突出的现象，所以称作城市新移民第二代更为贴切。

有识之士提出过一些假设：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大部分不会像他们的父辈一样甘愿回到家乡，也不会再适应农业劳作；他们因为从小就和城市户籍的孩子一样在城市生活，会比他们的父辈有更强烈的公平诉求；他们成长中会面临身份定位的困惑，他们对于环境敏锐的感知，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态度。

从2009年初开始，以笔者为发起人，开始策划一项课题，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对这个群体中一定数量的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之所以必须要有相当的数量，是因为这样才能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之所以这项调查必须进行至少5年以上，因为这才是一个在城市生活的打工自己较为完整的成长周期，也是性格塑造期。每一年的调查具体问题都会随着这些孩子的成长有所调整。但总体围绕的问题指向是：

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成长环境会怎样的影响和塑造他们的性格？

他们有怎样的人生目标？

又会走怎样的人生道路？

这些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和同年龄的城市儿童和“留守儿童”相比，会不会表现出具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

而这些特征又和哪些经历具有怎样的相关性？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009年，初步选择了北京和上海两地，作为调查对象，因为这两个超级城市，都有“国际化大都市”之名，同时都有大量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而其户籍制度也最为坚固，其户籍居民在福利，尤其是教育机会方面更是具有特权性质，比如在高考中北京和上海户籍的考生被全国同龄人所羡慕。

研究的计划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选取各约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共500名年龄在10岁左右的学童，进行至少5年的跟踪调查。在北京和上海尽可能抽取分布在不同区县的学校，调查样本的选取是进入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后，在三、四、五年级为主的班级中，得到班主任的支持下，利用课外时间，随机抽取10岁左右的同学进行调查。剔除有重大遗漏和误会的错误样本,最后获得共998份有效样本，拒访率为零。这份调查的结果对于我们理解新移民第二代的成长状态，有很大参考性。

“橱窗”背后的孩子们

北京是中国的“首善之区”，上海是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都是被当作中国“橱窗”来打造的城市，从两地的机场开往市区，看见的都是整洁的绿化带，宽阔的道路，摩天大楼，绝不会有类似印度的“贫民窟”景象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准备加入北京、上海具有当地户籍的儿童的调查作为比较组，但这次对于北京、上海新移民第二代的孩子的调查，已经体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比如北京、上海的城市新移民第二代，独生子女比例都较低，只有约五分之一，有三个甚至四个孩子的还有相当比例，可以管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流动人口中的实际效果。 同时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家庭在父母就业方面有很大差别，这体现了两地产业结构的差别，父母的职业和孩子的志愿甚至性格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北京的移民第二代孩子的父亲比较集中的职业是个体零售及手工业和废品回收，分别占34.67%和13.23%，这两个类别在上海只有15.26%和1.2%。但同时上海从事运输行业和在工厂务工的比例则是18.27%和16.06%，远远高于北京的7.41%和1.6%。

北京的移民孩子中，父亲打散工的1.6%，没有工作的1.8%，不知道父亲平时干什么的占2%。而上海打散工的2.01%，没有工作的2.41%，不知道的4.02%。这些父亲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的孩子，将是我们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

在母亲的工作方面，上海26.31%是工厂工人，北京只有2.64%，而在北京、上海的统计中母亲完全没有工作的比例惊人的都是19.68%。

家庭居住面积方面，上海的统计较为准确和细致，和家长做了沟通，获取的数据有参考价值。平均家庭住房面积是40平米，而中位数是30平米，最小的都在10平米以内，考虑到这些家庭普遍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甚至和其他的亲戚住在一起，这样的面积是比较狭小的。

搬家是影响城市新移民子弟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也会对其受教育条件和生活质量构成重要影响。北京和上海都有超过半数的孩子，在最近两年之内搬过家，有相当的家庭搬过两三次的家。一个非常突出的搬家原因就是因为拆迁，在北京这个比例占41.9%，在上海也达到了20.3%。这和城市新移民大量集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受到快速城市化推进的影响和中国体制下的强制拆迁有关，这对于这些孩子成长中的安定感、安全感都会有很大影响。

在上海的搬家原因中父母换工作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项，占15.9%，而北京只有3.2%，这主要是因为在上海，有较多在工厂工作，且是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就业比较不稳定。 从小学开始转学次数方面，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转学次数比例明显低于北京。上海的孩子没有转学或者只转学一次的孩子比例高于北京，而北京的孩子转学两次、三次甚至四五次的比例都高于上海，这可以视为，上海的新移民第二代孩子享受的受教育机会比北京更加稳定。

和城市的孩子有明显区别的是，做家务的情况，两地较为一致，北京和上海的移民孩子，都有80%以上需要在家做家务。统计数据显示，平均一天一个孩子需要做约38分钟的家务，有个别家庭孩子会做两个小时以上的家务，才10岁的孩子，这在城市家庭是很难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