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阳公司只知道合同总造价2.85亿元，并不知晓实际执行2.2亿元。照此运作，郭红安不但一分钱不出就借用惠阳公司的资金参与开发南家咀煤矿，还可以中间“吃”掉惠阳公司的6500万元。

朱宝岐发现“猫腻”后，觉得郭红安不诚实，同时认为秦州公司没有实力和经验开发煤矿，欲解除合同。

但朱宝岐并不想完全撕破脸，因为南家咀煤矿土地使用证和“6500万元”的收据还在郭红安手里。他开始拒接郭红安的电话，这无疑给沉浸在“亿万富豪”美梦中的郭红安泼了一盆冷水。

有过两次简短而不愉快的通话后，郭红安得知了朱宝岐想解除合同的意向。想到自己精心设置的空手“套”掉惠阳公司6500万元的计划就要泡汤，郭红安愤怒了。

富豪梦的破灭

郭红安派人四处找朱宝岐，但朱宝岐避而不见。2008年4月20日，郭红安碰到了邻居白小红。和朱宝岐签订合同后不久，郭红安曾单方面任命白小红为“矿长”。

“找到老朱没？”白小红问。“没有。”郭红安很是失落。“不行就把老朱处理了，这个矿就好办了。”这是白小红第一次提出“杀人”建议。

郭红安若有所思，但没有立即表态。5月2日，郭红安派了10多个人强行进驻南家咀煤矿。

5月5日，朱宝岐去西安的途中，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偶然碰到了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王治国。王治国曾在子长县担任过副县长，在延安有较高的威信。朱宝岐说明情况后，希望王治国帮忙做一下郭红安的工作。

王治国随即给郭红安打了电话。电话里，郭红安称“情况和朱宝岐说的不一样”，王治国让郭红安到西安自己住的酒店和老朱见面协调。

接到王治国电话的第二天，郭红安带着数十人开三辆车来到西安，准备“绑了朱宝岐后谈出个结果来”，但最终扑了空。

郭红安一个人来到王治国房间，并出示了6500万元的收据，“老朱合作好说，不合作损失就大了，实际合同谈的是2.2亿元，签订合同是按2.85亿元签的，这6500万元是老朱给我打的条子，不合作了6500万元就损失了。”

“老朱要是不合作，我就敢"做"了他。”郭红安还向王治国透露。从政多年的王治国也看出了这张6500万元收据的“门道”，并从中看到了“商机”，答应郭红安再和老朱谈谈。

由于在西安没有“逮”到朱宝岐，一行人回来后气愤难当，白小红再次建议：“做掉老朱，南家咀煤矿就是你的了。”犹豫片刻后，郭红安紧接着问：“有合适的人选吗？”

“这事你就别管了。”白小红同时提出，“处理老朱的事得一两百万元”。“做这事注意点。”郭红安叮嘱。

得到郭红安的许可后，白小红先找到住在咸阳的老乡白必合，让其打听朱宝岐的住所和行踪。白小红又找到了自己的农民同学赫四小，承诺事成后有好处。

副秘书长的“斡旋”

朱宝岐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做生意中规中矩的他寄望王治国出面协调，并表示解除合同后，可以无偿支付600万元给郭红安作为补偿。几百万元显然满足不了郭红安的胃口，他坚持“如果合作不成，朱宝岐至少要赔两三千万”。

有着丰富调解经验的王治国，本应站在公正的立场解决问题，但他获悉了6500万元的来龙去脉后，也动起了“脑筋”。他向郭红安表示，“我给你帮了忙，你还不给我二三百万？”

“放心，事成后少不了你的。”郭红安建议王治国向朱宝岐施压。有了郭红安的承诺，王治国的天平开始失衡。

“大不了打官司，个把月把合同解除掉。”在一次通话中，朱宝岐表示，难以接受郭红安的要求。

“老朱，咱俩可以打个赌，你一年内能把这个案子拿下，你在陕西就是名人了，你在陕西混得就可以了；不信，你输10

在案发后陕西省有关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上，记者看到了王治国和朱宝岐之间的对话——

朱：那6500万元，是他(指郭)想黑天津的钱，是昧良心的钱。

王：这个不关你的事。你不管黑心不黑心，人家不怕挨刀、敢使坏，该挣还要挣嘛。

朱：现在等于性质变了，纯粹是敲诈了。王：敲诈吧、洗钱吧，都是你自愿的了。

朱：他(指郭)敲诈、洗钱跟我有啥关系？咋成我自愿的了？

王：你给人家打条子了嘛。我见你条子了，你给人家打的条子嘛。

一方面，是政府高官的“大力”协调；另一方面，是郭红安的强力威胁。双重压力之下，朱宝岐妥协了。

2008年5月23日，他与郭红安达成解除合同协议：由朱宝岐赔款3000万元，郭红安驻矿期间，花费50万元，朱宝岐分期共支付郭红安3050万元。合同解除后，朱宝岐先走了，王治国对郭红安说：“我给你们跑前跑后的，你得给我表示一下。”6月11日，朱宝岐给郭红安打款1500万元，王治国得知后，当即给郭红安打电话。6月12日，郭红安往王治国儿子的卡上打了200万元。

贪欲的膨胀

失去了天津的6500万元，却敲得了朱宝岐的3050万元，但郭红安并没有就此收手。

2008年6月初的一天，白小红来到郭红安办公室汇报：“在咸阳找到老朱了。”

“有人做吗？”郭红安问。“找的是青海人。”白小红称。“就这样办，做这事注意点。”郭红安吩咐。

此时，朱宝岐与郭红安已经解除合同了，但郭红安并没有告知白小红并制止他的行动，他有着深层次的考虑：余下的1550万元，朱宝岐如果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付清，价值30个亿的南家咀煤矿到时就是自己的了……

2008年6月10日，白小红和同学赫四小在西安土门附近一个宾馆住下。白小红给了赫四小2000元买了一把刀、一部手机和两张手机卡。从这天晚上起，由白小红在西安坐镇指挥，白必合负责“踩点”，赫四小每晚赶往咸阳朱宝岐住处附近潜伏，并伺机作案。

6月15日凌晨，赫四小守来了朱宝岐，凶案由此发生。当天，在回咸阳的汽车上，郭红安打电话询问情况，白小红说“事情办好了”。6月18日，郭红安支付了白小红180万元雇凶杀人费，赫四小分得了90万元，白必合获利9万元。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案发前，白必合以“送煤”的名义曾四处打听朱宝岐的住所，案发后，农民赫四小突然暴富。2008年11月，咸阳警方兵分多路，将白小红、赫四小、白必合等抓捕归案。

难以想象的是，仅在朱宝岐遇害后的第三天，郭红安再次派人进驻南家咀煤矿，直至朱的家人按解除合同协议付完余下的1550万元，郭红安才下令撤出煤矿。而郭红安也一直未归还南家咀煤矿土地使用证，直至他到案后，朱的家人才得以拿回。

“180万元，这是我国目前雇凶杀人金额最高的一起案件。郭红安曾有过辉煌的前半生，在当地是响当当的政治人物，但贪婪使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敲诈被害人3050万元后还雇凶杀人，性质极其恶劣，应当依法从严惩处。”咸阳市检察院公诉人王纪江告诉记者。

记者获悉，王治国在担任子长县副县长期间，因在组织抗洪救灾、煤矿抢险中表现突出，多次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在担任延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长期间，被评为全国信访系统先进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官员，也因为 贪欲的膨胀，最终站到了被告人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