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

　　从全球经济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经济金融危机往往会引发对现有经济金融理论与政策体系的激烈争论，其中既可能会有对传统经济金融理论的激烈批评，也可能是原有理论体系对批评的回应和改进，

　　寻找金融危机中的免费午餐

　　在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在克鲁格曼看来，在大衰退和金融危机冲击下“只要我们伸出手来，就有免费午餐，因为这时候大量的闲置资源就有用武之地了”。这是典型的克鲁格曼的政策基调。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是出台金融救助方案。如美国最早强调购买不良资产，美联储还推出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和扭曲操作等措施；欧洲则在尝试降息等政策刺激的同时尝试通过注资获得金融机构股权来稳定金融体系；在问题更严重的冰岛、瑞典，政府甚至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实施完全的国有化；日本也采取了收购不良资产、注资等方式帮助出问题的金融机构。

　　二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刺激方案主要包括减税和扩大公共支出，支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欧洲的财政刺激措施主要包括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三个方面。日本出台多个经济刺激计划，这些支出主要用于：向全国家庭发放补贴、通过政府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高速铁路建设工程、学校建筑防震、环境保护、儿童和老人护理等社会福利计划。

　　三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均大幅度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当利率进入零利率区域后，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以不同方式采取了“数量宽松”政策，通过购买金融资产，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是产业发展政策。美国在新能源、环保政策等方面较为高调。欧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发展商业航天、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医疗与护理、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

　　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程度不同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不过，各种批评也一直不断，本书就可以视为是克鲁格曼对这些批评的一些回应。

　　例如，有批评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促进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难以起到明显效果，因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大公共投资的机会相对较少；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日益悲观，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刺激计划还会产生“挤出”效应，即政府开支可能导致资源从私营企业流出，而且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导致各国财政赤字继续增加，从而加大债务危机的压力。

　　同样广受关注的是，有批评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

　　另外，也有研究者批评发达国家推出的各种产业发展政策的效果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如，新能源的发展受到传统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一旦石油价格下跌，对新能源的投资将是明显的打击。而环境保护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均依赖技术标准、消费者偏好、法律体系、国际合作等方面出现实质性的变革，短期内商业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和各国国际收支面临再平衡的过程；“去美元化”、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议题也被提上日程；国际金融监管架构和制度在压力下正在经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重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面临重大变革。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评估本次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结构的影响，如何准确把握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变化的趋势，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处理好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关系，对于迅速崛起并处于转型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这种调整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环境，关注着类似的矛盾和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的决策应注重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在外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内部经济增长回落等压力下，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中枢或已阶段性下移；内部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退。因此，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内需政策来应对经济周期性回落是有必要的，但是更为关键的还是促进经济转型，促使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向内生性、制度性红利的释放和经济系统的结构性转变。大致来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始终面临资本、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要素价格长期管制的瓶颈，由此造成了公用设施、环保和安全的高成本，并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即从管制下扭曲、低估的价格转变为市场均衡价格，将使投资和生产的成本、回报更真实，国民财富的分配更合理，市场机制的合理运用将进一步激励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二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红利。首先，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方向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等举措增加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加大对社保、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其次，投融资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对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打破垄断，促进社会要素在不同行业的市场化流动。再者，推进结构性减税，逐步降低财政收入在GDP中占比，引导经济结构的优化，释放居民和企业消费的意愿和提高居民和企业的消费能力。

　　三是劳动生产率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必然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题，同时要重点鼓励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市场化企业的成长，通过放松管制来促使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克鲁格曼的这本书，为终结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政策建议，为我们把握全球经济走势、并相应采取对策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也为中国应对危机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参照，我认为是很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研究员。本文是作者为保罗·克鲁格曼新著《马上结束这场萧条!》（“EndThis DepressionNow!”）中文版所作序言节选）